文/林歌

每一个人都知道，宋朝是文人的天堂。

赵光义之前，大宋对读书人的态度，更像是客气，而非恩宠。

太祖赵匡胤当然知道读书有用，否则不会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约。

但他终究是行伍出身，心底里对文人那套“之乎者也”的做派，总隔着一层。

酒酣耳热时，他也曾嗤笑过：“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那是一种武人对文人的、带着亲昵的鄙薄。

他开科取士，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制度上的必要延续——十七年，十五次开科，拢共才取了一百八十八人，精挑细选，吝啬得很。

变化，在太平兴国二年的正月，也就是赵光义坐上龙椅刚满三个月时，骤然降临。

一道诏令，仿佛春雷：开科取士。

这一次，气象全然不同。

五千三百多名贡士，从帝国四方涌向开封，路费由国家包了。

这本身已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礼遇。而当省试、殿试尘埃落定，结果更让天下读书人瞠目结舌，继而狂喜。

一科，竟取了一百零九名进士！

这个数字，比赵匡胤时代最多的一科还要多出两倍有余。

朝堂上，老成的宰相薛居正坐不住了，赶忙上奏：“陛下，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了。”

这不合历朝选拔官吏的“金科玉律”。

赵光义只是微微一笑。

在他看来，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接下来的举措，才真正称得上“惊世骇俗”。

他大手一挥：第一等、第二等进士，外加考“九经”的佼佼者，直接授官。

起步便是“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这等让人眼热的实职，堪称一步登天。

次一等的“同进士出身”，以及诸科录取的共二百七十人，全部送到吏部，免去常规的“候选”流程，优先分配美差。

这已不是“破格”，简直是“掀桌”。

薛居正一班老臣，看着这套运行了数百年的选官体系被皇帝随手拨到一边，只能暗自倒吸凉气：这官，当得也太容易了！

皇帝的“恩宠”还没完。

待到新科状元吕蒙正等人辞行赴任时，赵光义和颜悦色地叮嘱：“到了地方，遇到不便于民的事，可以尽快处理。”

 这话轻飘飘，分量却重千钧。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必事事上报中央，先斩后奏！ 

等于将宰相和中央各部长官的权柄，分了一部分直接交到这些“愣头青”手里。

最后，赵光义仿佛觉得给的实惠还不够，又补上一份厚礼：“想必诸位初入仕途，手头拮据。朕每人赐你们二十万贯，算作‘行装钱’。”

于是，太平兴国二年这一科，史称“龙飞榜”的进士们，就此开始了他们火箭般的蹿升之旅。

吕蒙正、李至、张齐贤、王化基、陈恕……这些名字，像一群骤然被春风吹上青云的鸟儿，迅速占据了大宋政坛的各个要津。

他们之中，后来出了至少四位宰相，其余担任知制诰、尚书等显赫官职者，比比皆是。

赵光义用真金白银和破格的权位，完成了一场空前豪赌的政治投资。

他需要的不是几个循规蹈矩的官吏，而是一整套全新的人马，一群对他感恩戴德、唯他马首是瞻的新血，来冲刷掉旧朝的气息，在帝国的每一寸肌理上，贴上“赵光义时代”的标签。

文人的天堂之门，确实从此洞开。

只是推开这扇门的那只手，初衷或许并非出于对斯文的真正崇敬，而是一次冷静、精准，甚至有些急不可耐的权力布局。

门后的“天堂”风光无限，但它的地基，从一开始就与皇权的稳固紧紧绑在了一起。

从此，大宋的文官政治，带着这份特殊的“恩遇”与“依附”，走向了它既辉煌又复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