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他走的第二天早上去的银行。
老周走得太突然了。周二早上，他还在阳台给那几盆快死的绿萝浇水，回头冲我喊了句“中午包饺子吃”，然后就倒下去了。脑梗，医生说就是一瞬间的事，他自己都没感觉到痛苦。我信，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个破塑料水壶，水洒了一地，连表情都没来得及变一个。
一整天我都在家里坐着。儿子从北京往回赶，儿媳把两个孩子留给了姥姥，也往这边走。亲戚来了一拨又一拨，有人哭有人劝，有人忙着联系殡仪馆。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就是坐在老周平常坐的那个单人沙发上，手搁在扶手上，他天天搁在那儿的那个位置还留着个浅浅的印子。
天快黑的时候，他妈——我婆婆，八十多了，被人搀着来了。老太太抖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在电视柜跟前站住了，回头问我：“他那些东西，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昨天早上我们还商量着周末去趟超市，家里的酱油快没了，他记在小本子上，说别忘了买。那小本子现在还搁在茶几上，翻开那一页，他歪歪扭扭写着“酱油、洗洁精、降压药”。
第二天一早，我翻出他的身份证和我们的结婚证，还有户口本。我得上银行去，把他名下的钱查一查。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人走了，银行的钱得办手续才能取出来。我其实不太清楚他有多少存款。我们俩的工资卡各管各的，他退休金比我高，一个月四千多，我只有两千八。家里的开销大多是他出，水电费、燃气费、物业费，每个月他去交，我就负责买菜买水果。他总说我花钱大手大脚，得帮我管着点，不然到老了手里空空的，日子难过。
我去的家旁边那个建设银行，平常他取工资就在那儿，有时候我陪他一起去，他取完钱总要去旁边那个早餐铺子给我带两个茶叶蛋，说这家的卤得入味。
银行刚开门，人不多。我拿了号，排在第三个。前面是个老太太在取钱，耳朵不好使，柜员说话她听不清，两个人隔着玻璃扯着嗓子喊。我站在后面看着，想起来上个月老周还跟我抱怨，说现在银行柜台越来越少，都让去什么机器上办，他眼睛花，对着那个屏幕按来按去总按错。我说那你就去柜台嘛，他白我一眼：排半天队，划不来。
到我了。我把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从窗口底下那个凹槽推过去。柜员是个年轻姑娘，马尾辫，戴着个粉红色的发卡。她接过去翻了翻，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看证件上的照片。
“您好，办什么业务？”
我张了张嘴，发现嗓子有点紧。昨天晚上哭了太久，今天早上起来整个喉咙都是肿的。“我查一下我丈夫的存款，”我说，“他……昨天走了。”
柜员愣了一下。她把那几张证件又翻了翻，手指停在身份证上。“您带死亡证明了？”
死亡证明。对，我包里有一张，昨天医院开的。我翻出来递进去，那张纸在医院那个窄长条的白纸上，上面印着黑字，写着老周的名字、年龄，还有死亡原因——脑梗死。我看着那几个字，还是觉得像是别人的事。
柜员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没说什么，开始在电脑上敲。键盘噼里啪啦响。她就敲了几下，停了，又敲了几下，又停了。我看她侧过脸去，嘴唇微微动了几下，像是在数什么，然后她轻轻吸了口气，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她看我的方式跟在窗口办业务的客人不一样，她像看了我这个人似的。
“您好，”她的声音低了点，“这个账户里……”
我看见她盯着屏幕，睫毛忽闪了两下。然后她把脸转向我，隔着那层玻璃，我看见她嘴唇动了动，声音突然有点干：“余额是……四十七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块七毛。”
后面还有零头，我没听清。
四十七万。
四十七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块七毛。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玻璃后面那个粉红色的发卡。她还在说什么，好像是问我要不要办什么手续，还是说这个钱需要公证什么的，但我听不见了。我只听见自己脑子里嗡嗡响，像有台旧风扇在转。
四十七万。
我们俩加一起的退休金，一个月七千出头。平时过日子，吃得简单，穿得也简单，老周那件深蓝色的羽绒服穿了有七年了，袖口都磨白了，我让他买件新的，他总说还能穿。每年我们出去旅游一次，都是跟那种最便宜的老年团，住在离景点八丈远的招待所里。他总说团餐不好吃，偷偷拉着我去路边小馆子吃碗面。去年去桂林，他为了省二十块钱，硬是不肯坐那个缆车，说爬山多好，锻炼身体。我在后面跟着他，看他爬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背上的汗把衬衫洇湿了一大片。
家里也没什么大件。电视机还是十年前的，冰箱倒是前年换的，还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实在不制冷了，大夏天西瓜放进去半天还是温的。他念叨了半年，说再忍忍再忍忍，后来我发了火，他才去商场挑了个打折的。
酱油快没了要记在小本子上。洗洁精快没了要记在小本子上。降压药快没了也要记在小本子上。
他怎么就攒下了四十七万？
我听见自己喘了口气，然后眼泪就下来了。不是说好的那种，眼眶红了，慢慢湿了，是“哗”一下就糊了满脸，像有人拧开了水龙头。我赶紧用手背去擦，可是越擦越多，手背湿透了，胳膊上全是水渍。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到了什么东西，大概是后面排队的人。我听见有人在说“没事吧”，还有个老太太的声音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但我顾不上，我就是哭，站在那个银行的柜台前面，弯着腰，用手捂着嘴，眼泪从指头缝里往外淌。
柜员站起来了。她把那个粉红色的发卡歪了一下，大概是起身太猛蹭到了。她隔着玻璃喊：“阿姨？阿姨您别急，您先坐下，我去给您倒杯水。”然后她就跑了，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
我蹲下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蹲下去的，银行的瓷砖地冰凉，膝盖硌得疼。我蹲在那儿，手撑着地面，看着自己脚上那双棕色的棉拖鞋——早上出门急，忘了换鞋了。这双拖鞋是老周去年在早市上买的，十五块钱两双，他给自己买了双蓝色的，给我买了双棕色的，说耐脏。他的那双现在还摆在床边地板上，鞋头朝着床的方向，好像他晚上还会穿似的。
有人扶我。一只手搭在我胳膊上，我抬头，是个保安大叔，圆脸，有点秃顶。他手里攥着张面巾纸递给我，说：“大姐，您先起来，地上凉。”
我接过纸，擦了把脸，又擦了把脸。保安大叔在边上站着，也不走，就那么看着我，嘴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不容易。”
我看见那个马尾辫柜员端了杯水过来，她蹲下来把水递到我手边，眼睛红红的，好像也哭过了。她说：“阿姨，您别难过，您先喝口水。”
我喝了。温水。可能是她刚从饮水机接的，暖乎乎的从喉咙滑下去，胸口那股堵着的东西好像松了一点。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保安大叔帮我搬了把椅子，我坐在柜台前面的椅子上了，对面还是那个姑娘。她坐下来，把屏幕转了转，指着上面给我看：“阿姨，这个账户是您爱人名下的定期存款，存了好几年了，好几笔，利率还不低。”
我看见屏幕上一行一行的数字，日期、金额、利率。有几笔是一年前存的，有几笔是两年前。还有一笔是三年前的，金额最大，整整二十万。他是什么时候存进去的？三年前，三年前我们干过什么？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三年前他退休，单位开了个欢送会，回来拎着一桶油一袋米，坐在沙发上哼了一晚上歌。
“他那张工资卡里还有，”柜员又在敲键盘，“活期的大概有两万多，您看，这是他工资到账的记录，每个月二十号，基本都在……”
我凑过去看。二十号，每个月二十号，雷打不动，四千三百多。有几个月还多几百，大概是补贴什么的。然后每个月都有几笔支出，水电费、燃气费，有时候是几百块钱的取现，备注里写着“转账”或者“消费”。
有个备注写着“超市”。我仔细看了看，上个月二十号，他工资到账之后，有个二百三十六块的支出，备注是“超市”。那天他应该是去买了东西。买什么呢？我记得冰箱里多了袋速冻饺子，还有一箱牛奶，还有……还有一条烟？不对，他不抽烟。那是什么？
我看了好久，柜员也没催我。后面排队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也可能被保安大叔领到别的窗口去了。整个大堂安安静静的，只有头顶中央空调嗡嗡吹着暖风。
“这些钱，”我嗓子哑得不行，说话像砂纸磨在木头上，“我不知道。”
柜员看着我，没说话。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我又说，“他就天天跟我说没钱了没钱了，说猪肉又涨价了，说电费这个月多交了二十块，说……”
我说不下去了。我又想哭，但眼睛已经干了，挤不出东西来。我坐在那儿，手里捧着那个一次性纸杯，水已经凉了。
四十七万。他怎么攒的？我脑子里开始放电影，一帧一帧的。他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小区门口那个早餐铺子帮忙包包子——不是正式工，就是搭把手，老板给顿早饭，一个月再给三百块钱。我说你别去了，起那么早，身体吃不消。他嘿嘿笑，说活动活动筋骨，顺带省了早饭钱。他每个星期去一趟菜市场，专挑快收摊的时候去，那时候菜便宜，蔫了一点但还能吃。我嫌那个菜不新鲜，他说你懂什么，蔫了的炒出来更入味。
他手机还是那种老式的按键机，我说给你换个智能手机吧，视频也方便，他死活不肯，说用不惯。后来儿子给他买了个便宜的，他就搁在抽屉里，说等这个坏了再用。他那个破手机用了多少年？我想想，至少五年了。屏幕都花了，数字键上的数字磨得看不清，他就那么记着位置，瞎按。
他衣服就那几件，翻来覆去地穿。我每年换季都拽着他去商场，他就像上刑场似的，去了也是直奔打折区，拿起来就往身上套，只要大小差不多就说行行行就这个。有回我看中一件夹克，三百多，他试了试挺好看的，一看吊牌就脱下来了，说家里还有件差不多的。那件差不多的还是十年前买的。
他就这么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我省得掉吗？我花钱不眨眼，超市里想买什么拿什么，水果专挑贵的买，说便宜的不甜。他从来不说什么，就看着我往购物车里扔东西，然后推着车去排队结账。有时候我回头看他，他就站在我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手扶着推车，冲我笑一下，那个笑就是：买吧买吧，你高兴就行。
原来他攒了这么多。他把我花的那些，一笔一笔，又从自己身上抠回去了。他把自己抠成了一个穿磨白了袖口羽绒服的老头子，每天早起去给人包包子换顿早饭的老头子，酱油快没了都要记在小本子上的老头子，然后偷偷存下了四十七万。
他存给谁的？给儿子的？给孙子的？还是……给我的？
我记得有回晚上看电视，演一个什么调解节目，说有个老头死了，老太太发现他藏了私房钱，气得要离婚——当然人都死了也离不了了，就是闹。我转脸跟老周开玩笑，说你要是藏了私房钱被我发现了，我可不饶你。他正在剥橘子，头也没抬，说：“我藏那玩意儿干嘛，我人都是你的，钱还能跑哪儿去？”
他人是我的。他人现在在殡仪馆那个冷冰冰的柜子里，我昨天去看了一眼，脸都变形了，不是他。那不是老周。老周每天早上起来头发翘得乱七八糟的，对着镜子拿水抹半天还压不下去，最后干脆戴个帽子出门。老周吃面条喜欢吸溜很大声，我说他他还不改，说这样吃着香。老周看我浇花浇多了就急，说根会烂，然后把花盆搬到自己那边去，每天都去看那个土干了没有。
他倒是不用再担心那个绿萝了。阳台上那几盆，昨天我去看了，叶子又黄了几片。我不会养花，以前都是他在管。他走了，花大概也活不长了。
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那个柜员姑娘后来给我讲了一堆什么公证啊、继承啊、需要什么材料啊，我听了，但没怎么进脑子。她写了个纸条给我，上面列了要带的东西，字写得挺工整的。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包里，跟结婚证放在一起。
走的时候她站起来送我。隔着那个柜台，她说：“阿姨，您节哀。”
我点点头。我想跟她说声谢谢，嘴张了张，没说出声来。我就转身往外走，保安大叔帮我开了门，外面的风灌进来，冷飕飕的。我走到银行门口那几级台阶上，站住了。
太阳挺好的。街对面那个早餐铺子还开着，过了饭点儿了，没几个人。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那个窗口，老周每天早上就是在那个窗口把一块钱递进去，换两个茶叶蛋出来，用塑料袋装着，一路走一路捂在手里怕凉了。到家的时候他先进门，把蛋往餐桌上一搁，冲我卧室喊：“起来吃饭，蛋还热着呢。”
昨天没有蛋。今天也没有。以后都不会有了。
我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又哭了。这次没哭出声，就是眼泪自己往下淌。路上人来人往的，有人看我一眼就走过去了。有个推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停下来，从兜里掏了包纸巾递给我，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我说我老公走了。
她说节哀啊阿姨，您要保重身体。
我说嗯。
然后我就走了。回家。家里那几盆绿萝还等着浇水呢。老周不在，我得学着养。就算养不活，也得再试试。
四十七万。他给我留了四十七万。
我没花过这么多钱。往后，大概也花不了。就留着吧，给儿子，给孙子。老周那人一辈子舍不得给自己花，就舍得给别人。他攒了一辈子，大概最攒不得的，就是他这个人。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阳光把影子拉得老长。风还凉，但太阳照在背上暖烘烘的。街边那棵银杏树叶子全黄了，风一吹，扑簌簌往下掉，铺了一地。
老周要是看见了，准会说，这叶子扫起来费劲。
我看了会儿那棵树，然后接着往前走。
回家。先给绿萝浇水。
这次，少浇点。
他说的，根会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