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编者按】文学名刊是时代精神的坐标，也是文学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2026年4月起，顶端文学推出“文学名刊主编访谈”系列策划，旨在对话全国名刊文学掌门人，打捞办刊理念，追问文学当下价值，为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场的深度思考。本期我们走进《山花》，与主编李寂荡开展全面对话。
李寂荡
李寂荡，1970年生于贵州福泉，文学硕士，现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主编、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等职，系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美协会员。其创作涉猎广泛，涵盖诗歌、散文、评论、文学翻译、绘画等多个领域，出版有个人诗集及经典译作，先后斩获多项省级文艺大奖、全国文学编辑奖项，获评贵州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此外，他还多次举办个人文学主题素描画展，实现了文学与艺术领域的双向深耕。
访谈中，李寂荡梳理了《山花》的发展脉络与办刊初心。《山花》始创于1950年，1994年完成改版，多年来始终坚守纯粹的文学底色与先锋探索姿态，恪守“与时俱进、不拘一格”的办刊理念。刊物打破资历壁垒，不唯作者身份论，持续挖掘、培育青年文学创作者。作为国内独有的文学与视觉艺术双重文本期刊，《山花》创新融合文字创作与视觉艺术，以双向互文的呈现形式，开展人文精神的深度挖掘与探索。
李寂荡还分享了自身跨界创作与办刊实践的融合路径。身兼诗人、翻译家、画家多重身份的他，延续了《山花》“复合型编辑”的优良传统。针对边地写作，他认为地域写作不应局限于本土一隅，而要以地域为切口，对接广阔的世界视野，依托贵州本土特色，让《山花》形成立足西南、辐射全国的独特跨界文学气质。
守文学初心，融双重文本特色
顶端文学：《山花》创刊于1950年，20世纪90年代与《大家》《作家》《钟山》联袂推出“联网四重奏”，在全国文学界掀起新浪潮，1994年改版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宗旨。三十年后回望，您认为《山花》最值得珍视的传统和精神遗产是什么？
李寂荡：《山花》于1950年创刊，最初与其他省级刊物一样，以刊发本省的作者为主，1994年开始改版，彻底改变了此前的办刊模式，逐渐跃升为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刊物。那么我们最珍视的传统是：第一，文学杂志刊发的文学作品首先要追求文学性；第二，我们始终倡导一种探索精神。文学总是在不断变化，我们在强化，以及肯定这种变化，可能这就是文学的先锋性。因为文学的变化与当代科技、生活方式的迭代息息相关，这些因素加速了文学的变化。作家一代代更迭速度是加快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拘一格。”因此我们在用作品时是不问出身、不问身份、不问资历，尤其强化对新人的扶植和关注。这就是《山花》的传统吧。
顶端文学：《山花》是国内唯一坚持“文学精神与视觉人文”双重文本模式的文学期刊，并长期向知名大学赠阅。设置“视觉人文”栏目、将文学与视觉艺术并置的编辑理念从何而来？
李寂荡：《山花》在全国各种文学期刊中具有几个唯一性。第一，是我们曾经实行双稿酬制，作者在《山花》发表一篇作品，先后会收到两笔稿费；第二，我们曾经在茅台集团的赞助下，向世界著名100所大学赠阅《山花》。这也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方式，也成为海外了解、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的窗口；第三，我们现在依旧践行双重文本。《山花》是全国唯一的一家双重文本。“双重文本”就是文学文本和视觉艺术文本。我们主要的篇幅是刊登文学作品，但同时也刊登视觉艺术作品。
为什么这么做？原因是视觉艺术作品除了装饰作用以外，它和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它们虽然艺术的表达形式不同，但都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探讨、表达，对人类存在的一种勘探。所以二者的结合不是一种机械、生硬的搭配，而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在文学艺术当中，有时候我觉得艺术的先锋性、多元性超过了文学，所以我觉得这些艺术作品对文学写作也有一个参照、借鉴作用。
既重视名家，也关注新人
顶端文学：您身兼诗人、翻译家、画家等多重身份，翻译的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销量近十万册，最新译作《月亮与六便士》也广受关注。有评论指出，您的翻译最大特色在于“诗还原为诗”——因为您本身就是诗人。诗人身份为您的翻译带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特质？
李寂荡：我觉得在所有文体当中，最具有文学性的文体其实是诗歌。我自己诗歌写作多年，写作量倒不大。我这些年做翻译，机缘巧合，翻译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福克纳最早是个诗人，在他写小说之前出版了两本诗集，但他是个失败的诗人。尽管在诗歌写作上没有带来成功，但诗歌写作给他未来的小说写作影响很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福克纳是个先锋作家，尤其是他的《喧哗与骚动》最能体现他的先锋性。说到他的先锋性往往都会说他的多视角、多声部以及意识流，有时候几个页码不打标点符号。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克纳也是一位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也重视讲故事、环境描写、人物形象刻画。但是除了这些特点以外，我觉得福克纳是一个诗化型作家，他的小说是一种诗化的小说。比如运用了很多诗化的手法，象征、比喻这些。他的很多语言就像是诗歌的语言；另外福克纳的小说有很强烈的画面感、独特的意象，这些都是受诗歌的影响。还有一些语言的组合也都是诗化的表达方式。所以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很注重他的表达方式，尽量忠实于他诗歌的表达方式，这个也得益于我诗人的身份吧。
《喧哗与骚动》是出版公司主动找我约稿的，而《月亮与六便士》是我主动翻译的。实际上在翻译之前，我想阅读这部小说，想着既然翻译是最好的阅读，我就着手买来并翻译这本小说。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以高更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小说。因为我自己是画画的，所以对写画家的小说很感兴趣。那么在这个小说当中，涉及一些绘画的知识、画家的生活以及创作的一些叙事。因为我画画嘛，所以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进入这个小说，就是能够贴着人物去翻译，贴着画家去翻译。
顶端文学：反过来，这种多栖身份与《山花》的办刊特色是否存在内在呼应？一本跨界文学与艺术的刊物，由一位同样跨界多种艺术门类的主编执掌，这种“主编与刊物同构”的关系对《山花》的选稿倾向、栏目策划和整体气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寂荡：《山花》有现在这样一种气质和样貌，取决于《山花》整个团队的合作的努力和结果。我想这是《山花》整个团队审美的一个结合体。我刚到《山花》的时候，老主编何锐先生提出来做编辑要做复合型的编辑。那么他作为一个主编，是所有文体都在编的。一般来说杂志社好多编辑往往都是作家、诗人，写小说的编小说，写诗歌的编诗歌，但是老主编是诗歌、小说、评论、散文都在编。
我在这方面也继承了老主编的传统，所有文体都编，包括美术我也参与，封面和美编一起设计。老主编除了编杂志，也要去跑《山花》的赞助、经费，因为我们办刊的经费都有缺口，所以也继承了老主编跑赞助的传统。我想，我的这种跨界和多种爱好，可能对我在编辑当中对各种文体的编辑，还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对艺术作品的判断，还有各种文体的判断，我这种多重跨界的爱好、身份肯定是对我从事的这个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顶端文学：您曾强调“对文学杂志而言，首先要关注文学的生长点”。在“推举新人”与“保证刊物质量”之间，《山花》如何建立一套既开放又严格的审稿机制？您所说的写作的“生命向度”与“审美向度”如何统一在《山花》的用稿实践中？
李寂荡：我们《山花》一个办刊思路就是既重视名家，又关注新人。因为现在，作家的代际更迭速度是加快的，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生活、生活方式、人们的精神状况变化也是迅速的，所以这种变化有时也体现在新人身上，不同代的作家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写作资源、写作方式。所以新人的涌现会对文学杂志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气象，也代表了文学的未来。所以关注、扶持新人是我们的责任。
前面我们提到了文学性，实际上概括起来文学性就是生命向度、审美向度。简单来说，作品好不好，实际上就看能不能打动你，能打动你的作品往往具有这两个向度，作家表达他生命的真实状态，而不是戴着面具去写作。我们极力反对的是戴着面具去写作，因为这样看不见生命的真相。同时，对生命的表达，肯定也要是对审美的表达。
文学最终的诉求还是生命向度
顶端文学：您在全国文学名刊交流活动中明确“反对吹捧式的文学评论，提倡真诚、客观的文学批评氛围”。《山花》一直将文学评论作为独立板块与创作并置。在当前文学批评日益被圈子化、人情化困扰的背景下，一本文学刊物如何建立一种“不近人情”的批评标准？
李寂荡：我们《山花》非常重视评论，有时候一本杂志的棱角和锋芒体现在评论上。但评论一定是有锋芒的，所以评论也曾是我们重要的栏目，我们也开过评论的专栏，比如霍俊明先锋诗歌的专栏、何同彬的批评专栏等。但是后来发的评论越来越少，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评论更多是赞美的，而且这类赞美是拔高式过度的赞美。你看他的评论，仿佛是一个关于一流的作家，但你去看其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二流、三流的作家。
所以这种评论不仅没有揭示出创作的真相，反而粉饰了真实的创作状况。这样的评论与评论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现在发评论发的很少。
顶端文学：《山花》地处贵州，在文学地理上属于西南边陲。您本人也出生于贵州，历经矿山与乡镇中学的曲折，诗集《直了集》被评论界认为是“为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游荡的灵魂寻找归宿”，充满了“异乡人”情结。您如何看待“边地写作”和“地方性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独特价值？
李寂荡：说到边地写作和地方性写作，我自然想起福克纳。其实，边地写作和地方性写作，也许就是所谓的地域性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够增加辨识度的，除了作家的个性，就是这个作家表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还有民族性——但民族性和地域性有时是重叠的。我想，地域性也好，边地性也罢，它都不是写作的终极追求。这种地域性只是丰富作家风格的一个方面吧。文学最终的诉求还是生命向度。所以我们可以写地方，但不受限于地方，而在地方当中看见世界。我想福克纳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也因为做到了这一点。
李寂荡，汉族，生于1970年，贵州福泉人。曾就读于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和西南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99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南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美协会员。在《诗刊》《十月》《中国作家》《作家》《上海文学》《世界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有翻译、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绘画等作品，诗作入选多种选本。出版诗集《直了集》、翻译小说《喧哗与骚动》《月亮与六便士》。获第七届贵州省文艺奖、贵州省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百花文学奖·编辑奖、第三届尹珍诗歌奖、第二届海内外华文文学期刊“人和青年编辑奖”等。第三届贵州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主编有《新世纪贵州十二诗人诗选》《在写作中寻找方向》等。先后在贵阳中天美术馆、云南省图书馆举办画展《“我自己和这个世界——李寂荡·文学大师素描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