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1925年9月13日—1998年10月7日），曾用笔名阿如、初旭，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百合花》《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高高的白杨树
□茹志鹃
天没黑净，上弦月便已挂在东山顶上。我紧了紧肩上的医药包，更加紧了步子。红山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张家冲，还有四五里路呢！
张家冲我没来过，但它在我的感觉上却十分熟悉。早在一九四七年，我们和敌人“摆龙灯”的时候，曾经在张家冲拉过锯。张家冲也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行军路线图上。不过那时我正患夜盲症，夜里行军都是大姐扶着我走，所以那次经过张家冲，而且还在张家冲小休息了一次，我却什么也没看清楚。那时候，敌人刚从张家冲退出不久，整个村，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人声，连狗叫的声音也没有。大姐和我靠着一棵树坐着休息，不远处好像有一条溪水，在哗哗地响，头上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声音。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骡子的嚼口，偶尔弄出一声叮当。
休息完毕，大姐拉我走的时候，我听她长长地透了口气，轻轻地说了声：“毁了，全毁了吧！”我不知她是在发恨还是感慨。说完话，她脚下不知给什么狠狠地绊了一下，我跟她一起冲出好远才站稳，接着，她又是那样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这事后，我才知道大姐原是张家冲人。
大姐，名字叫张爱珍。我参加部队，到医院来当小鬼护理员时，她就是院里一个普通的护理员。后来领导上培养我做了见习护士，她仍是护理员。她虽是个护理员，但院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同志都尊敬她，管她叫大姐。
我当然也叫她大姐，其实她对我比妈妈还好。那时我年龄还小，只十六岁，爱唱爱跳，哪儿热闹就往哪儿跑的这么一个小鬼。而大姐却沉默寡言，三十四岁的人，看起来倒像有四五十岁了。背驼了，头发也有些花白。但她身体却很粗壮，一双手伸出来，比男子汉还粗大有力。大姐见人只会憨笑，很少说话，然而对我却常常谈谈，也比旁人了解我。我喜欢唱歌，大姐悄悄地帮我收集歌纸。值夜班的时候，我故意跑来跑去地来抵抗瞌睡，大姐就会轻声悄语地说：“我看着，你打个盹吧！”我爱唱歌，但自己也知道唱得并不好，别人有时候也说我几句俏皮话，可是大姐就爱听我唱。每当我们在河边洗绷带的时候，大姐就会说：“小鬼，唱一个吧！”我也就放声唱起来。只有在她面前，我才唱得自如痛快。
起初，我还当大姐只是为了鼓励我才听我唱，后来我发现在我唱的时候，大姐真听得很入神，手里停止了动作，两眼呆呆地盯着远处，好像在仔细地听，又好像完全没听，只是在想她的什么心事。但不管她是真听假听，我是十分敬爱大姐的，不只是因为她了解我，照顾我，主要是大姐的工作精神好。
在工作上，大姐好像从未有过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管多么繁重艰巨的工作交给她，她总说“着，着”。在工作上她好像除了“着”字以外，不懂别的字眼了。在人手少、伤病员多的时候，她往往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做完以后，她不显示特别的疲劳，也不表示特别的高兴，平平常常。只是在半夜里，人们听见她在稻草铺上，困难地翻着身。
张家冲对我说来，虽然是人生地不熟，但因是大姐的故乡，所以又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到这里来，主要当然是了解公社里建立医疗站的情况，但在我内心里，更重要的是要打听大姐的消息。
大路傍着山，弯弯曲曲地伸过去，山顶上还设有一个白色的小气象台。路的这边，是一大片已熟的早稻，稻子在田里小弯着腰，看样子，马上可以开镰收割了。天逐渐黑了下来，萤火虫在稻叶上飞来飞去。我觉到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簇新的气氛包裹着我，这种清新的气氛越浓，越是使我想起这是大姐的故乡。
其实，大姐和我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怎么也忘不了她，特别是她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
这是我来医院工作的第二年春天，有一次大姐带了几副担架，要把伤员送到后方去。不料中途情况发生变化，竟与敌人遭遇上了。后来据跑出来的民工和伤员说，发生情况时，大家正在一条田埂上走，四面不靠村子，庄稼也不是长得旺盛的时候，根本没地方隐蔽。大姐即抽出两个手榴弹，掩护担架撤退。幸亏这天正好是个月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担架就横插到山沟里，爬上了山。当担架刚爬到半山上，就听见那里响起了手榴弹声音，接着，就是成串的枪声。一会儿，手榴弹声音没有了，枪声也沉寂了。但却听到一个女人细而高的声音在唱。有的说唱的是山歌，有的说唱的是当地的民谣。总之，大家都听到有个女人在唱，声音很高很亮，在夜空里传得很远很远……
到底是谁在唱？在敌人面前毫无畏色地高唱？是谁呢？那里除了大姐以外，确确实实没有别的女人。是大姐在唱吗？大家又不敢相信，大姐平时说话都很少，别说是唱歌了。于是大家在沉痛之上，又加上了这个谜。第二天，领导上派了武装到发生战事的地点去找大姐的尸体，竟没找到，只找到了两只手榴弹的线圈，和许多敌人的钢盔、水壶及子弹壳。这时候，许多同志都高兴起来，认定大姐没有牺牲，大姐力气大，会从敌人那里逃回来的。这说法虽然有些天真，但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也暗暗地等着，每次行军做路标的时候，也做得特别仔细。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姐依旧会那样憨笑着，突然向我们走来……可是，我们终究没有等到。
在大姐失踪以后，我精神恍惚。领导上这时又要我写个大姐的简历，要进行追功。平时我自认为很了解大姐，但一提笔要写的时候，却又什么也不清楚。我向老同志打听，老同志也说不出大姐到底是如何入伍，家在哪里。光知道她参加部队并不久。找到组织干事小俞那里去了解，小俞也只知道某年某月大姐立过二等功，某月某日又立了三等功这些，另外就给了我一张大姐的简历表，表上只在姓名、年龄下面写了“未婚”二字。我打开她遗留下来的背包，背包里只有几件半新的军衣，一双新鞋，都是部队里发的东西。除此之外，衣服里还夹着一张二十四开的白报纸，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几个大字：“我要参加共产党。”第二行只写了一个“我”，下面就没有了，好像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大姐识字不多，还只念到语文第二册呢！这张纸下面是几张歌纸，这大概是为我收集的。
大姐，大姐，告诉我，你想说的是什么？……我寻找、搜集大姐的一切资料，但结果只是越加地怀念，别的什么也没有。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最近有个老同志对我说，大姐确是没死，只是负了伤，回到了自己家乡，说是有人还在这里看见过大姐。这又重新挑起了我的希望，我要找到大姐，知道大姐的一切……
“咳……往年唱歌，咳哟咳咳……口难开呀！……”忽然，从对面山拐里传出一阵悠长响亮的歌声，是个男高音，音很高，很圆润。在这傍晚的山上听来，更觉辽阔响亮，我放慢了脚步又听他唱道：
“……如今唱歌哎……哎哟哟随口来，唱得人间哪哎……变天堂……”
“……变天堂……”回声在山谷里回响，然后又翻山越岭，飞到老远老远的地方，逐渐消失。
仿佛是这歌声唱出来的，我面前忽然出现了一小片电灯光。大概是张家冲到了。我奔下坡，跑到有灯的地方一看，原来是建筑工地在开夜工。一座高大的房架已搭好，在正门上面竖着“红山礼堂”四个浮雕大字，新上的油漆，红鲜鲜地映着灯光。
公社的负责干部到县里开会去了，一个会计看了我的介绍信后，就带我走了好一段路，到了住宿的地方。这是山头上的一个小小的自然村，有几间屋子也都没有点灯，在一个土墙院门上，挂了一块牌子，隐隐的好像是“红山饲养场”几个字，大概这小村不是一个住家的地方。会计带我走进一间屋，点上灯，和我谈了几句话就有事走了。
这屋子不大，有两张床。一张是给我准备的空床，一张是有人的，床上挂着一个夏布小帐子，床边一张三抽斗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东西：许多书，墨水瓶子，几枝带梗的棉花，还有一面小小的圆镜子。这些书也是各式各样的，有小学课本，作文簿，戏考，歌本，小说，卫生常识，兽医问答，植棉经验等等。书里还夹着各种叶草，大红大绿的剪纸、窗花。看样子，我这位同屋的同志兴趣范围很广。
我铺好了床，却又不想睡。四周静极了，只有屋前的两棵白杨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不知道大姐的故乡从前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大姐从前在这里怎么生活，但我却看到了大姐今天的故乡：白色的小气象台，电灯，未完工的大礼堂，还有在山谷里回荡的歌声“变天堂”“变天堂”。大姐要是真的没牺牲住在家乡，那么现在她该怎么样了？年轻了？爱说话了？也唱那个“人间变天堂”的歌么？……一想到我是和大姐在同一个地方呼吸，我就制止不住地激动起来。
“爱珍！”突然，我清楚地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大姐的名字，一凝神，声音没有了。我的心狂跳起来。一会儿，又听到“卜卜卜”，有人在那扇木栅板窗上敲了几下。
“嗨！我找到个好地方啦！”是个男子喉音，声音里带着几分欣喜。我压抑着心跳，一步跨出门去。
门口，一个小伙子笑吟吟地站着，身后背了一个大箩筐，一件白布衫敞着怀，正用毛巾抹着胸前的汗。他一见我，愣了，慢慢地收起了笑容。
我问他：“你找哪个爱珍？”
“我、我是……就是找这里的爱珍。”他讷讷地说着，一边将箩筐悄悄地放在地上，看了我一眼，就转身飞也似的跑掉了。我看看那箩筐，是满满一筐青草。我对自己的这种神经紧张，也觉得有些可笑。
月亮很亮，把屋前两棵高高的白杨树，映照得越发巍峨挺拔。树底下，远处的山坡上，依然闪烁着工地上那片电灯光，我想，明天一定要打听到大姐的下落。
我回到屋里躺下不久，就听得砰的一声，有人撞开门跳进来，接着就有个人猛扑到我床前，拉着我的手说道：“你是城里来的医生吧！”我没来得及回答，对方又说道：“哎呀！医生，我盼了你整整两天了。”
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我才算看清了她。这是一个年轻姑娘，顶多十七八岁，面色黝黑，两颊圆鼓鼓的黑里透红。头发很短，一边用牛皮筋扎了粗粗的一束，撅在头上。滚圆的肩膀，紧绷绷地裹在一件短袖花布衫里。一双漆黑的眼睛含着笑意，在我脸上转来转去。
“你有病？”她那种急切的神情，使我马上想到了这一点。她听我一说，忽然抽出手，退到对面的床沿上坐下，长叹了一声说：“唉！我还不知道生病是个啥滋味呢！是兔子病了。”
“兔子病了？”我感到有些意外。
“是啊！我头天晚上去，还是好好的，第二天去，就看见原先孙家的两只毛兔打喷嚏，流鼻涕。到了中午，两只‘青紫蓝’也传染上了，也不想吃食了。这事给夏大伯知道，他准又不许我干了。”她脸带愁容地说着，和她刚才进门时的样子，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只得把我不会给兔子看病的道理，向她说了一番。
她听了没做声，两颗黑豆似的眼睛盯着煤油灯。半天，突然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病一定会治好。”说着一把将我拖了起来，要我去看看。这是硬赶鸭子上架，我向她解释，去看也是没用。结果她并不是拉我去出诊而只是拉我到门外，她朝黑魆魆的周围指点着，说：“你看，这里，这里，这里，都要盖养兔场，马上就要动工。……”月光下，我看见一大片空场地，场地的那边是一个高坡，高坡边可能有一条溪水，风停歇的时候，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白杨树在沙沙地响，猛然间，我记起了什么。
那小姑娘依旧热情奔放地在说话：“……兔毛比棉花好，那我们就多产些兔毛好了，又没人拦住我们，你说是吧？唉！医生大姐，你还没看见那些兔子呢！从前我上学的时候，每天走过这里，总要跑进来看看，回家迟了也不知给我妈骂了多少回。好容易夏大伯批准我来养兔子。……唉！我工作还不到两个月呢！……”小姑娘在企图说服我，可我脑子里现在是另一回事……
……大姐拉我靠树坐下休息，有流水声，间或有马嚼叮当，我眼面前是黑糊糊的一片，难道我和大姐就在这里休息的？……唉！山区里有树有水的地方多得很呢！
“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叫张爱珍的人吗？”大概我问得突然，小姑娘呆了呆说：“我，我就是张爱珍呀！”
“啊！”我望着她圆鼓鼓的面颊，一脸稚气，两颗黑豆似的眼睛正惊愕地盯着我。我摇了摇头，心里有些激动。
小姑娘见我摇头，眼珠一转，拍手说道：“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找南窑头那个张爱珍吧！高个子，党员，小麦丰产模范，对不对？”
“她有多大年纪？”我心又乱跳起来了。
“她属兔的，比我大三岁。”
啊！不，我要找的张爱珍不是年轻的丰产模范，也不是向往一辈子养兔子的小姑娘。我找的是大姐，是那微微驼背、苍老而又粗壮的大姐。大姐和这些充满幻想、生气蓬勃的年轻姑娘有多么不同啊！然而，她们却又是这么奇怪地统一在一起。祝福你，年轻的张爱珍，幸福的姑娘。
小姑娘始终仰着脸，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我忽然想起了她的兔子，便拍了拍她那结实的肩膀，随口安慰道：“不要紧，兔子总会好的。”
“对对对，兔子跟人虽不一样，可是病总是一个道理，你看什么药合适就给点什么药吧！”她高兴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活泼。
回到屋里，她在我身前身后地忙，又给我打水，又给我挂帐子，又给我敲钉子挂手巾，手里忙着，嘴里就滔滔不绝地说她的兔子，直到熄灯睡下了，她才稍稍安静。停了一会儿，我正要睡着时，她抬起身来，又说话了：“医生大姐，你知道兔毛能做些什么？”
我只好说：“用处很多吧！”
“用处可大呢！做呢绒，做皮袄，做毛线，做……”她详详细细地给我数说了兔毛的用途。
我“哦”了一声，不想再说话了。屋子里又静了下来，只剩门前的白杨在喧哗。
“医生大姐！”她轻声地又说了，“你看见过兔子生小兔子以前，把自己胸上的毛拔下来给小兔子做窝吧？真神，过几天我带你去看，啊？”
“好。”
屋里又静了。忽然她长长地叹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唉！嘴也真刁，好好的草它只吃个苗苗。”说罢翻了一个身，一会儿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月光从窗外泻进来，我看见那两棵白杨树的尖顶在微微摇曳，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在告诉我什么秘密。
白杨，白杨，你知道大姐在哪里？她睡了吗？
白杨树在摇曳，沙沙……沙沙……
天刚一亮，我对面的小姑娘就不见了。外面，炎热的太阳还没升起，天边的浮云已被烧红了。地上一眼望去，却是一片青绿。晨风已送来远处啪啪的甩稻声。
这里果然没有住家，有几间房子，好像也都是仓房和饲养场。那院门上挂着“红山饲养场”牌子的，是所旧瓦房，一共有好几间，院门门额上还留有一块阴纹石匾，上面刻了三个大字：“伴云庵”。庵后的山坡上，是一片细细的苦竹。原来这里本是个孤庵。现在这个庵里，想必是住着小姑娘的宝贝兔子了。
我寻路到溪边洗脸，刚走了几步，猛地给人从后面拦腰抱住了，接着是咯咯的笑声。我知道是小姑娘，可还是给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见她两颊红红的，身上晃晃荡荡地穿了一件粗蓝布大褂，身腰肥大得出奇，两只大袖子高高地卷到臂肘上。她放开我，双手在我面前一摊说：“拿来。”
“什么？”
“药呀！你又不给啦？”她担心地望住我。
我只得将乱吃药的恶果详细地说了一下，又教她多从护理方面着手，如兔子的住处要背风，干燥，多让它们活动等等。她开始是眉头打着结，又苦起脸来，后来一听护理得好也能治病，又高兴活跃起来。她抱住我一条膀子，欢叫道：“医生大姐刮刮叫。”拉我转了一圈，突然又将我的毛巾抢过去，朝溪里一丢。毛巾是干的，浮在水面，便立即顺流而下，我望着毛巾迅速地漂去，只恨得对她跺了一脚。她顽皮地看着我，见我急了，便一转身笑呀叫的，顺着溪流奔去追毛巾了。两只赤脚在溪边的圆石上，巧妙地一纵一跳。一转眼，她已嘻了脸，拎了条水淋淋的毛巾回来了。
我觉得这天，这水，这山岗，这孤庵，这大姐的故乡，都被这姑娘添上了一种鲜明的色彩，变得更加明亮。
小姑娘似乎还不肯罢休，又拉了我的手，硬拖我到饲养场去参观。
这里可真正是一个兔国家，屋里靠墙的地方，全是竹栅兔笼，兔笼上叠兔笼，像个楼房似的。每个笼子的小门边，还都挂着一块牌牌，牌上写着兔子的品种、名称，和小兔出生的年月日，一切都井井有条。小姑娘是个能干的养兔家。
小姑娘一进到这屋子，好像立即换了一个人，神态变得十分严肃认真，正色地向我开始介绍：
“这是苏联的良种，叫喜玛雅。”她指着一对毛略卷的大兔子说。她介绍得很熟练，但她这一本正经的神态，和她那圆鼓鼓的红脸颊很不相称。我有点想笑，又不敢笑出来。她引我走到另一个兔笼前，笼里是一对灰色短毛兔子。
“它叫力克斯，性子最躁，像刚从山上捉来似的，你看它吃的黄豆，糟蹋得最多。”她说着，弯腰在笼下面一颗颗地拾起力克斯打翻了的黄豆，接着又介绍道：
“上面的是勋狐，它刚生小兔子，所以给它开的营养饭，吃的稞麦，好让它下奶。”她介绍着，并开始窥探我的反应，看我是不是有惊讶或兴奋的表情。
我确实感到惊喜，而且激动。这大规模的兔场；这品种名贵的兔子；这有条有理的管理；特别是这有远大理想的饲养人——年轻的公社社员，她（他）们已能按照自己的理想、特长，在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这里，就是大姐的故乡。
我心里的东西，大概流露得不多，甚至还有些冷淡的样子。这一点却狠狠地刺激了这位养兔姑娘。她突然拉了我的膀子，一手向那些兔笼一指，不平地说：
“你不要把这些看得平平常常，你倒仔细看看。”说着将我拉到一个笼前，打开笼门，从里面捧出一只淡紫色的大兔子来，一边好像在跟我争辩似的说：“你看看，这是青紫蓝，是南美洲的兔子和野兽交配成的品种。你仔细看。”说着，她逆着兔毛，轻轻地吹了一口气，柔软的兔毛被吹得竖起来了。我认真地看着，却没看出名堂来。她看我不言语，便叹了一口气说道：
“唉！你还没看出来么？这兔毛从根到梢有五种颜色，多美！”
我摇摇头，表示没看出来，心里也觉有些抱歉。她斜眼看了我一下，默默地把兔子捧回笼里，啪哒一声关上笼子，淡淡地说道：“走吧！”说着也不看我一眼，就朝外走了。
小姑娘是生我的气了。一句话不说，鼓着脸，噔噔噔地往前走。
当自己美好的理想受到损伤，确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甚至会豁出命去。大姐在院里是个出名的粉团子性格，别说从没见她发过火，就连火星子都没见她冒过一点。但有一次我见她生气了，气得那么厉害。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有一次，我们住的那家房东家的小媳妇很会唱小调，有一个夏天晚上，大家在乘凉，小媳妇也在场上纺线，她就给大家唱了许多当地的小调。大姐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后来就走过去代那小媳妇纺线，要她坐在一边尽量地唱。那小媳妇当然高兴，就拉开嗓子大声地唱。大姐一面纺线，一面默默地听着，直到深夜，大家才散。谁知回到家里，那个房东老奶奶却一把抓住小媳妇的头发，连打带骂，定要问小媳妇晚上在外唱唱笑笑，是为了什么。我们又气愤又好笑，在一边也无从劝起。这时忽见大姐脸发白，嘴唇发抖，上去一把将小媳妇拉到身后，眼睛直盯着那老太婆，说道：“解放啦！你知道吧！她将来还要到台上去唱呢！……”平时只会对人憨笑的大姐，这时眼睛里像要冒出火来，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这一下，把在场的人都弄呆了。大家做梦也想不到大姐会这样地激动，更不了解大姐为什么对这事这样特别地愤恨。那个老太婆平日也知道大姐和气，这时也惊得闭不拢嘴。
第二天，我发觉大姐神情抑郁，说话更少了，常挂在嘴角的那丝笑容也不见了。我跟她说话，唱歌给她听，她只是看看我，一声不响。这情形继续了好几天，一直到我被批准了当实习护士的那一天。这是我久久盼望的一天。我兴奋得到处奔跑，重复地告诉同志们，又慌慌地要来一件白罩衫，套在身上。在我忙乱的当儿中，大姐露出了笑容。她站在我面前，帮我拉直罩衫，说道：“你高兴吧？”我说：“当然高兴。”过了半晌，她又问道：“你为什么高兴？”
“这是我的心愿，现在实现了，当然高兴。”我心心念念地想当护士，拼命地学文化，这一切大姐是都知道的，现在她偏来问我。其实，大姐那股高兴的神气，也并不下于我，这一天倒好像是她实现了什么心愿的样子。我也就随口问道：“大姐，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我么？”她想了想说道，“有，我有一个很大的理想。我巴望革命早早成功，像你这样想做护士的就当护士，想唱歌的，就痛痛快快唱歌。”说着，她朝小媳妇住的小西屋看了一眼。那里正传来单调沉闷的纺车声：咯吱——吱，咯吱——吱……
当时我不大理解大姐的意思，后来更是忘掉了。现在这小姑娘把大姐这话，重又推在我的面前，而且显得这么鲜明清楚。
小姑娘噘了嘴，仍在我前面走着。说不清楚我这是一种什么心情，我突然觉得她就是大姐的女儿，大姐的理想。我迫切地想亲近她，和她谈谈大姐。我赶上去，搭着她的肩膀说道：“小爱珍，在想什么？”
“我在想，兔毛要有花儿那样的颜色就好了。医生大姐，你说这可能不可能？”
“可能的。”
“你怎么知道可能的？”小姑娘有些高兴了。
“也是一位大姐告诉我的。这位大姐就是你们张家冲人，就是我要找的张爱珍。”接着，我对她讲述起大姐的事来。她睁大眼睛听着，听到后来，忽然一拍手说道：
“原来你要找的这位大姐爱唱歌呀！你怎么不早说？你快到我们文工团去打听，保险打听到。他们选拔文工团员的时候，全乡会唱歌的人都考试过，他们都认识。”
“……”怎么跟她说呢！这位年轻的公社社员。我想，从她那里是打听不到大姐的什么东西了。
我们正谈得热闹，忽听背后有人叫了一声“爱珍”，这次我是明知叫的小姑娘，心里却还是颤动了一下。回身一看，见是昨晚穿白布衫的小伙子，又背了一个箩筐，远远地站在门外向小姑娘招手。大概又是来送青饲料的。
我当这人也是兔场的饲养员，小姑娘说不是，他是社里文工团里的。小姑娘一见他来，便飞快地跑出去了。
奇怪，文工团员每天给饲养员姑娘送青草。他是爱兔子，还是爱养兔子的人呢？……我心情十分愉快地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
这一天里，我到大队里调查他们保健站的技术设备情况，我到中队里和卫生员谈话，我也见到了公社的夏书记，我一遍一遍地向他们讲述大姐的姓名、年龄、外貌，但他们都摇摇头，干脆地回说没有这样一个人。
怎么能相信呢！我走在路上，明明觉得大姐就躲在那个山拐后面，只要我一转弯，她就会含笑地迎面走来。
我相信大姐没有死，大姐就住在这里。
傍晚，我回宿舍去，走过那个工地时，见“红山礼堂”已经完工，里面正围了许多人，在吹吹打打，拉拉唱唱，十分热闹。我正想进去看看，不防人堆里钻出那个小姑娘来，她眉飞色舞地一把拉住我嚷：“啊呀！你怎么这时候才来？报告你两个好消息。”她兴奋得脸绯红，大概实在是给这两个好消息憋坏了。她告诉我的第一个好消息是：公社文工团明晚要在这新礼堂里正式演出；第二个好消息，恐怕是使她最高兴的一个，是社里决定扩建养兔场，而且马上动工。
小姑娘大约无法表达她的欢喜了，就一下跑到打锣鼓的那里，夺过鼓槌，使劲地擂起鼓来，打锣的跟着她的鼓点，就敲起“急急风”来。霎时，满场的锣鼓声，激得人心都跳跃起来。小姑娘一边急速地擂着鼓，一边嘻开了嘴，嘴里露出一对尖尖白白的虎牙，更显得满脸的稚气……
爱唱的人痛痛快快地唱吧！爱兔子的人就大群大群地养吧！我激动地走出大礼堂，见原来在这里的电灯光已移到一个新地方去了。上夜校的人群，都夹了书，踏着急促的步子走了过去。我走近我住的小村，见那两棵白杨树，宁静地伸向高空。大礼堂那边，仍传来激奋人心的锣鼓声。
爱唱的人，就在舞台上痛痛快快唱吧！爱种棉花的，就在连成片的土地上大显身手吧！想做护士的，有保健站；爱家禽的，有大规模的饲养场……大姐的话，重又带着新的含义，新的内容，在我耳边响着。我越加相信大姐没有死，大姐就住在这里，我能找到她。
第二天，我抱着欢乐和希望跑得更远。跑了两个大队，工作很顺利；但希望仍只是个希望，心里有些怅然，早早地就回来了。回到小村里，田野上空正回荡着收工的钟声，割稻的男女社员，都拿着镰刀，半披着单布衫，笑笑说说地回家去。小村本不是住家的村子，这时倒反更加寂静。
一抹夕阳斜照在饲养场的门墙上，门前场上已堆了许多木材、石灰，扩建工程已经开始，想必小姑娘今天要乐疯了。我推门进去，想看看她那些小宝贝，却意外地看见她还在场里。
她背对着门，一动不动地蹲在兔笼前，身边放了一个小木桶，木桶里是水浸着的黄豆。我上前叫她，却发现她在哭，眼泪大颗大颗地从颊上滚下来。我惊得呆了，这是出了什么事了？看看兔子，兔子正掀动三瓣小嘴唇，安闲地在吃黄豆。我拉她起来，摇她，问她，她只摇摇头。我站在她身边，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一会儿，她用袖子抹了一下脸，给兔子又加了一些豆子，怔怔地看着兔子说道：
“我苦恼……”说了半句，眼泪又掉了下来。
她竟有苦恼，这是我想不到的。又静了一会儿，她舔着流到嘴角上的眼泪，说：“我没技术，我不懂，我承认。今天夏大伯来看兔子，发现好些兔子身上都长了癣。我没办法，我只会喂它们吃。”说着，她索性捂了脸抽泣起来。
上次听她说，她来饲养兔子是自己争取来的，好像领导上不是十分放心的，所以我小心地问道：“夏书记说什么了没有？”
她摇摇头说：“没有，夏大伯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把兔子养成这个样，我自己要撤自己的职。”说完，她撩起衣襟狠狠地抹了把脸，提起小桶，就往外走。
她走了老远，突然又想起什么，回过来对我说道：“今晚上大礼堂有戏，你别忘了去。”说完，拎了小桶飞快地走掉了。
太阳已经落山，天上只剩下几片红褐色的云。场上的木料堆，发出一阵阵新鲜的树脂香味，使得那一丝儿的晚风，也好像特别清凉起来。小姑娘的苦恼，确实是一个苦恼，但不知怎的，在这苦恼中，我总觉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甜意。
远处不知哪个性急的小队，已吹起集合哨子。大概是该动身去看戏的时候了。大姐曾对那个房东老太婆说过，她将来还要到台上去唱呢！如今真的上台唱了，我怎能不去看呢？
可是事情就有这样不巧，临时一个卫生员来拉我去看了一个急诊，等我赶到大礼堂时，戏都快演完了。台上正在唱的那个演员，正是常给小姑娘送青饲料的小伙子。身上穿了不知哪里觅来的破烂衣服，大概演的是一个从前的故事。他唱得很好。我看见小爱珍端端正正地坐在前排，身上换了一件花短衫，入神地注视着台上，看样子，还是不怎么高兴。我忽然想到，兔子生癣，用硼砂水洗洗也许会好。
散场回到宿舍，小姑娘还没有回来。我躺在床上等她，想跟她说硼砂水的事，但她一直没回来。我硬撑着眼皮等着，可是渐渐地小爱珍的苦恼和那小伙子响亮的歌声混搅成一团，我迷迷糊糊地要睡了。正蒙眬中，听见窗外有人说话了：
“我也说你演得不好。”这是小爱珍的声音，嗓门老高。
“你说哪里演得不好？”这是那小伙子，声音很轻。
“哪里？哪里？不是跟你说过啦！”听话音，小姑娘的心情还是很坏。
“刚才说的，不是人家的意见么？”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你根本不懂从前人过的日子，地主把你卖了壮丁，老婆在后面哭着，你还走得那么利索，动作那么快，这根本不对劲。比如说，你们剧团种的那块棉花试验田，棉秆长得这么高，这么猛，要是在结铃的时候，有个人把那棉秆都砍断了，你难过不难过？你不跟他拼命？你还会乖乖地跟他走得那么快呀！……”
小伙子沉默了，我的瞌睡也醒了，心里估计，小伙子大概也开始苦恼了。静了一会儿，又听小爱珍长叹一声，说：“唉！我心里烦得很，不谈这些。还是你唱个歌吧！唱一个悲一点的。”
我想，明天我要做三件事。第一是出诊去看兔子的癣；第二是找夏书记，建议把小姑娘仍留在饲养场；第三，我身边还有一张大姐的照片……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窗外果然有了歌声，声音压得很低，听起来好像很远的地方在唱。曲调并不悲，不过唱的人，故意把调子拉得长长的。
白杨树好像也理解这对青年人的心情，格外柔和地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到底沉入了梦乡。
一早起来，小爱珍照例已不在了。场上已有许多来扩建兔场的工人在走动，说话。夏书记正和他们比比画画，说着什么。我等他办完事，招呼他过来，就把我准备好的建议提了出来。他听完以后，笑了笑，拉我一起坐在树荫下一块方石上，说道：“这两天，她很麻烦了你吧！”接着就告诉我，领导上已决定让她到一个短期训练班去学习。他摇着头，啧着嘴，有些得意地说：“现在这些青年人呀，真是！这小鬼的娘是大队里的棉花丰产模范，就一心希望女儿和自己一起侍弄棉花，可她就偏偏爱兔子。一碰就跟人说，这是她的理想，将来兔毛要比棉花还多。好吧！理想总得支持，不懂就去学吧！你说对不对？”
“对！去学。”我高兴得真想替小爱珍欢呼一下，但手里捏的那张照片，又使我忐忑不安。
场那边“哗”的一声，“伴云庵”的半边墙一下拆倒下来，蓬起了一股灰尘。我终于伸出手，把照片给了夏书记，请他仔细想想。夏书记看了半天，说：“我不认识。不过这人的脸模子倒和一个人有些像。”
“谁？”我差点站起来。
他看我这么紧张，就按了按我的肩膀，笑着说：“这人不是你要找的这位同志。”接着问我昨夜的戏看了没有，我说只看了一点。
“可惜，我说的这个人，就是昨夜戏里演的。这是真事。”夏书记说着，朝“伴云庵”那边看了一眼。那边正在整理碎泥砖，丈量地皮，新的墙基已经画好了。他看了一会儿，就对我说起这个故事来。开始，我不大注意听，我从他手里拿回照片，只呆呆地看着大姐那憨厚的笑容。
夏书记的故事是从一个女孩子开始的。大致是从前这个村里，有过一个出色的女孩子，不但长得好看，更难得的是她有一副极好的嗓子，又会唱许多山歌小调。她不是本村人，是有一年北边发大水，她跟了娘流落到张家冲，后来娘在七霸天地主家帮工，讲好是光吃饭不拿钱的。娘俩住在地主家后面半间破屋里，就此在张家冲落了脚。
村里人看这小姑娘长得好，唱得更好，就都叫她小凤儿，每天到了晚上，总有许多人到地主家后门口，想去听小凤儿唱唱。有时小凤儿能溜出来和大家玩玩唱唱，有时却不能。她在地主家说是白吃饭，可是什么事她都得干。后来，村里人想听她唱，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晚上听歌时，轮流帮她干活，冬天帮她编凉席，夏天帮她纺线……
听到这里，我心里猛地给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大姐咕吱吱地摇着小媳妇的纺车，小媳妇坐在一旁尽情地唱着。大姐知道小凤儿的故事么？大姐听她唱过歌么？……我开始注意起来，但又觉得夏书记说得太简单了。
所以小凤儿唱歌，不但没耽误活儿，反而是做得更多更快。可是就这样，还是不行，好像小凤儿一唱，大家一乐，七霸天心里就难过似的，他干脆就不准小凤儿再唱。
当时，正是大伏天。晚上，谁都瞅个空子，到场上来吹吹风乘个凉，小凤儿也来了。大家又照例围拢来听她唱，也照例有人把她手里的线垂子接过去，帮她捻线。小凤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拉开嗓子唱了。她唱山上的树，唱山上的花，唱穷人的痛苦。唱了不知多少歌，唱得大家哭了又笑，笑了又哭，直唱到月亮下去，大家方才散去。小凤儿拿了捻好的一大团线，轻轻地走进了后门，当她关好门，反身要走的时候，猛然看见地主七霸天笑着站在当院，小凤儿顿时打了一个冷战，身上根根汗毛都竖了起来。
七霸天朝她冷笑了一阵，说声“你乐去吧！”就将手里的白铜水烟袋，照准小凤儿的头上打了下来。小凤儿头上一麻，便即软软地坐倒在地上。血顿时顺着辫子往下淌。
等凤儿娘跑来，门上地上都是血，小凤儿脸已变了色，嘴唇都发白了。凤儿娘一痛一急，便得了个心痛病。从这以后，村里便看不见她娘俩的影子了。一直到立秋以后，凤儿的娘给抬出来埋了；七霸天的后门口，也出现了一个女人，头上包了块污脏的破布，像小凤儿又不像是小凤儿。背后那根乌亮的大辫子不见了，只有一个微微驼起的背，红润的脸变成了两张松松的黄皮，歌声不见了，连那清脆的说话声音也不见了。小凤儿跳过了青年时代，直接进入了中年。当村里的孩子，在山上放牛挖野菜，用童音喊起号子来，她就会痴痴地听着想着，只有在她这样凝神静听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她就是小凤儿，她还只有十八岁呢！
第二年，山北开了个石灰窑，来了一批挑石灰的汉子。其中有一个青年，每天挑石灰要走过七霸天的后门，一天来回三次，天天如此。那个青年也是个爱唱的人，每天挑了担，一边跨着大步，一边就高声地唱。一唱，小凤儿就痴痴地听。几个月以后，那青年不但走着唱，还坐下来唱了。小凤儿要是一天听不见他的声音，也就会站在后门口，一站就是老半天。再后来，青年跟小凤儿说话了，小凤儿也对他说话，不过她的声音已变得嘶哑了。
这时候七霸天算盘一敲，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会一文也捞不到，便一转手，把小凤儿卖给了“伴云庵”的当家师。从此，小凤儿被关在孤庵里，给尼姑挑水，烧饭，种菜园，再也见不到那个青年。只是每天听那青年在山下唱过来，唱过去，一天三次。为了和那青年见面，小凤儿不知给当家师罚过多少跪，夏天里跪在当午的太阳下，冬天跪在雪地里；在大殿里那盏长明灯下，小凤儿一夜一夜地跪。
许多日月过去了。忽然有一天，那青年的歌声没有了，后来一直也没有出现，那挑石灰的青年被拉了壮丁了。这以后，走夜路的人经常会听见，在“伴云庵”的半山坡上，有人在低声地唱，唱的那声音，连狼都跑得远远的，不忍听……
“后来小凤儿一直没结婚是不是？”我竭力地压制住自己的感情，想说得平静一些。
“是。你怎么了？”夏书记注意地看着我。
是她，是她，她头发里的疤，她未老先衰的外貌，她唱歌，她……我一把抓住夏书记，问道：“她在哪里？小凤儿在哪里？大姐在哪里？……”
夏书记拍了拍我的手，说：“你想疯了，这不是你的那位大姐，我说的是小凤儿。后来小凤儿跑掉了，有人见她在北面那个山上跳了崖……”
“小凤儿没有死，她参加了部队，她就是大姐。”我想争辩，但一想又何必争辩呢！
“哗”的一声响，“伴云庵”的另一堵墙又推倒了。小爱珍满脸愁容地走来，低着头对夏书记说道：“夏大伯，我没把兔子养好，你撤我的职吧！”
夏书记朝我挤了挤眼睛，正色地对她说道：“你有撤职的思想准备，很好。我们现在正在说一个故事，回头再和你谈吧！”
小爱珍一听夏书记这话，眼圈又红了，她一手扭住夏书记的衣服，有些撒野地说：“不要讲故事，你先说现在的事，该撤职就撤职吧！”夏书记见她急了，便一边挣脱她的手，一边说：“松手，我这衣服可还不是兔子毛做的。”说着便告诉了她去学习的事。
小爱珍一听，掉头就跑，跑了一段，又跑回来抓住夏书记的手一阵乱摇，摇完了又跑，跑了几步又回头喊道：“兔子交给谁呢？”夏书记打发她走了后，转脸又对我摇头啧嘴，说：“现在的青年人，真是。”眼光里流露出十分的骄傲和满意。
我现在才明白，大姐那个很大很大的理想是这样大，这样丰富。这里包括了一切，有雪白的棉花，五种颜色的兔毛；有舞台，训练班……夏书记走了，饲养场的新墙基已打好，正一层一层地砌高来。
忽然小爱珍摇着一张纸，从饲养场里朝我奔来，一边叫道：“快看，这是夹墙里拿出来的。”我过去接来一看，是一张发黄的卖身文契，被卖的人二十一岁，叫蒋月珍，共卖大洋十五元整，下面是一个已发褐色的血手印。小爱珍站在一边，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使人不能理解、不能想象的事。
无法想象就不要去想象吧！我把文契叠起放进口袋。现在，大姐，小凤儿，还有这个二十一岁的蒋月珍，她们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这都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她们的理想、心愿，现在都成为现实。她们不敢想的，现在已有人在做了；她们不敢要求的，现在随手可得了。
旁边的白杨树上，飞快地溜下一个人来，是那个文工团里的小伙子，他正给这个扩建工地装上了扩音机。喇叭突然大声唱起来，白杨在摇摇摆摆，仿佛白杨在唱，在唱过去的和今天的，唱五彩缤纷的未来，唱一切的一切……
一九五九年二月
（选自《高高的白杨树》/茹志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