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兆平︱《新课程评论》创刊十周年寄语

催熟与慢养

——写于《新课程评论》创刊十周年

十年前的六一儿童节，《新课程评论》杂志创刊。十年过去了，它一直在，还是十年前朴素的模样和认真的性情。他们也一直在，郑艳、余孟孟、谢琰、杨志平、杨鸿燕，他们像农人养育庄稼，和着四时节律，老老实实地养刊养心。

他们是成功的。稳定的价值内核，丰盈的内心，彼此间相互激发的能量、相互扶持的情谊，伴随着自身专业素养的不断提升，让他们能为教育、为社会做许多有意义有温度的事，影响许多的人。甚至，他们安静的坚持本身，就能让人内心安定。

他们自然也不能免于时代列车高速行驶带来的晕眩。在AI能够瞬间生成文本、算法推荐无穷无尽瞬间抵达的当下，想借助一本纸刊助力教育回归初心，成为真正爱教育、懂教育的人之间的连接，是不是一种笨拙的天真？纵使它发出的是金石之声，要如何才能冲破喧嚣，让人听见它的声音？还有，在教育改革成效和偏差相伴生的困境里，他们的作为空间有多大？

这是一个行业的时代之问，他们很难给出完美的答案，只是不曾忘记十年前龚曙光先生在《新课程评论》发刊词里写下的期许：

“

希望多年以后，我们还能记住为何出发。

是为了回到教育朴素的起点。是为了遵循教育常识，坚守教育道义，赓续教育良知。

”

一

九年前，我为《新课程评论》创刊周年写的寄语中反思自己当年在儿子教育中的缺失，那时感觉与儿子的孩提时代没隔着多少光阴，儿子经历的中小学教育，也没怎么卷过我。记得他小学三年级时换了一个班主任，有一次参加家长会，班主任站在讲台边，让陆续到达的家长上去签到，我在班主任的注视下找到签到簿上儿子的名字，在后面“家长”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姓名。班主任抬起眼睛望住我，笑着用调侃的口吻说：“哈！你终于出现了！”

这位“新”班主任，到这个班已经快一个学期了。那时的家庭作业是布置给孩子的，家长不参与，所以家校之间的联系比较少，老师、孩子和家长，都比较松弛。

如今见惯年轻的父母在工作和孩子的教育之间忙得焦虑不堪，开始比较多地思虑孙儿的事了。

我的孙儿已满两岁，喜欢看书，喜欢听人唱歌，喜欢玩沙子，喜欢模仿阿姨擦地抹桌椅，喜欢看小鸟在天上飞、鸭子在水里游，尤其喜欢恐龙，每天花不少时间在看恐龙书、玩恐龙玩具上。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他最喜欢的去处，因为有很多仿真恐龙和恐龙化石。能说会走之后，每次进入博物馆，他都直奔中央展厅，指着一副巨大的恐龙骨架，自豪地讲解：

“这是马门溪龙的化石！”

化石这个词，他用得很溜，但也有用乱的时候。前些天，在一座公园看到一尊雕像，他问：

“这是谁的化石呀？”

春日出行，见路边一树花开得热闹，我告诉他那是桃花，他立刻接上一句：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儿媳说：“莫非这娃是个可造之材？”

我乐了，随即心情有点低落：孙儿明年就要上幼儿园了，一场对整个家庭的高强度“考试”，这么快就要开启了？

现在的孩子，离开幼儿园就开始上“幼小衔接”班，从此被迫卷入充满消耗的漫长竞技。常态化的超前学习，隐性的负担转移，频繁的各种考试，被挤压的睡眠和运动时间，穿上“马甲”之后费用更高昂的培训……疲惫的孩子、疲惫的家长和疲惫的教师，人人都被困在一个无形的怪圈里挣脱不得。我的孙儿，他将来要经历的教育，会不会也是这样一场疲惫的苦旅？

二

每一个人都在期盼一种能够包容不同成长节奏的、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纳自己也懂得欣赏他人的教育，各种政策也在朝着好的教育的方向发力，却为何孩子的负担越减越重？大多数人都认同“教育是农业”，认同对孩子应该有慢养的耐心，却为何在教育实践中往往变异为急切的催熟？细细寻思，大致出于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学校教育的维度相对单一，方式趋于固化。考试被当作最主要的手段，考分被当作最硬核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丰富性和韧性。在不少学校，学生的日常被周测、月考、联考等各种测试所填满。尽管违规统考、公开排名被明文禁止，私下的变相排位和梯队划分依然存在。学生的灵性、个性和自尊，在一次次排名中可能受到不小的影响，大量重复性的刷题练习取代了深度思考、兴趣探索与个性发展，孩子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因此受到抑制。在这样的比较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将来或许需要较长时间的自我调整，才能找回自信、重拾热情。

二是家庭教育的定位出现一定偏差。当减负有时会转化为负担的转移，家庭教育便容易成为学校应试教育的延伸。陪孩子写作业、刷习题、赶进度，代孩子做手工、手抄报、视频打卡，成为许多父母的日常。减负压缩了学校的课业，却并没能有效缓解学生和家长的压力。校外学科培训整治让公开的培训机构减少了，但一对一私教、小众攒班补习等隐形补课仍然存在，最终形成了学校减负、家庭加码、学生负担未能有效减轻的循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有时被简化为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样被高度督促的孩子，可能较难形成主动的人格，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建立也会面临更多挑战。

三是教师面临职业重心的分散。相对于孩子，教师看上去是掌控的一方，因此他们的身心压力容易被忽视。现实情况是，一线教师被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所牵绊，各类迎检、台账填报、形式化的主题活动占用了不少精力，而且这些任务的完成时间和标准往往较为刚性，挤占了教研备课、因材施教等长期工作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当教师的时间被各类非教学事务分散，自然会感到身心疲惫，难以深耕教学。一个长期处于忙碌应对状态的教育者，很难始终保持稳定的情绪和饱满的热情去关注教学，也难以给学生以积极的精神引领。

四是评价体系偏于功利化。教育本是一场长跑，但在现实中容易被简化为一段只有分数路标、直达升学目标的短程跑道。以升学率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基础教育的整体生态。这是社会认知中成功焦虑向教育传导的结果——许多人不太容易接受孩子成为一个普通人。社会转型期的阶层流动压力，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对于普通中产家庭，教育是抵御滑落的安全带；对于寒门学子，教育是改变命运的云梯。当众多家庭的人生期许和阶层跃升希望都寄托于教育这一根绳索上，教育便背负了远超其承受能力的重量，教育内卷趋于激烈也就难以避免。

三

改变目前教育内卷的现状，需要在达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各方合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但个体的突围也是极有价值的。

湖南临湘市一名学困生因老师的一次“看见”而发生改变的故事，让有温度的教育可触可感。那是一个女孩，成绩平平，尤其畏惧写作文，拿到作文题，脑子总是一片空白。老师偶然发现她在图形化思维上很有天赋，便鼓励她以画图的方式辅助写作，画出故事中的人物关系、故事走向和藏在心里的想法，再在老师的启发下将这些一层层讲述出来，然后转化成文字。有一次，老师发现了她为理清三国历史而绘制的“三国关系图”，大为赞赏，打印出来让全班乃至全校学生传阅。过去没有多少存在感的女孩因此被同学称为“小画家”。这种看见和认可，让深陷自卑的女孩找回了自信，作文不再让她惧怕，她的文字，乃至她整个人，都有了光彩。

学生有短板不可怕，紧盯短板而漠视其他长处，才会令孩子的性灵窒息。临湘的这个女孩是幸运的，她遇到了善于“看见”的老师。

家庭教育认知的觉醒，也是破解内卷的关键一环。上海一个男孩和他的母亲共同经历的蜕变，看似简单，却很有意味。

男孩由母亲独自养育，从小聪明懂事，成绩优异，是母亲的骄傲，也是母亲的生活重心。但是，进入高一后，他开始厌学、沉迷手机，性情也变得暴躁，甚至曾以绝食和离家出走来对抗母亲，最终不得不办理休学。他将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两年，崩溃的母亲一筹莫展，不得已向心理老师求助。按照心理老师的建议，她不再紧盯着儿子，而是开始跑步、阅读，重建自己的生活。她会选择儿子情绪平稳的时候表达关心，跟儿子说话时也不再是恨铁不成钢的怨怼或命令，而是平等与平和的沟通。

一段时间后，男孩对母亲的态度有了改变，开始主动与母亲交流，不久重返校园。在最近一次月考中，他进入年级前五十名。

这是多么奇妙的互动——母亲放手，孩子才能自己站起来。

但是，仅有教师和家长个体的努力，不足以带来整个教育生态的改变。如果说教育评价体系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的、长期持续的过程，那么，管理部门对学校，尽量减少程式化的检查考核，减少各色留痕要求，减少与教学关联度低、需要兴师动众的主题活动，减少各种数据和信息的重复填报和上传，让教师能够潜心聚焦教学、关注学生，这也是一种回归教育初心的努力，而且，这样的“减法”，同时惠及教与学两端，震动也相对较小，只需各个部门减少一些介入的冲动，让校长、教师真正成为学校运行节奏的主导。

我期待，我的孙儿将要经历的教育是松弛的、有温度的，他不必走出幼儿园就去上幼小衔接班，上学不需要应对无休止的刷题和考试，放学后有运动、玩耍和阅读课外书的时间，夜晚有充足的睡眠，不会因考试失利就感觉天塌地陷，不会在遭遇困难时茫然无助。

由此，他会拥有对生活稳定的爱和对世界的信任。

我也期待，《新课程评论》一直保持自己农人一般的朴素气质，为基础教育的持续发展，做节气的播报员、土壤的修复者、深耕方法的推广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归教育的本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