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20：00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做客天一文化讲坛，分享从制度改革看汉武帝的得失和功过，欢迎预约、关注。
汉武帝在位初期，推行选官制度与官僚体系的改革：由文官集团逐渐替代军功集团，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完善监察制度，改革的整体方向指向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汉武帝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对外作战。在汉武帝在位的五十余年中，影响重大的事件最主要就是对匈奴的战争。本章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汉武帝决战漠北。而汉武帝的国家统合策略，也开始逐渐转变为以战争为中心，也就是国家政策、资源配置，都以支撑战争消耗、保证战争胜利为核心。这甚至影响到了用人，乃至继承人的选择，并最终成为巫蛊之祸的导火索。
汉朝立国初期，高祖刘邦就意识到匈奴对北方边郡的严重威胁，试图凭立国余威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他亲率大军，出征匈奴，却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史称“白登之围”。白登之围给汉朝朝野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当时歌谣云：“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汉书·匈奴传》）此后，刘邦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的和亲策略。和亲策略并没有彻底解决匈奴侵扰问题，可谓既不和也不亲，原因就在于匈奴与中原农耕民族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匈奴是活跃在中国北方大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其文明特征与农耕文明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农耕文明虽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但农耕使民众定居下来，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以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而游牧文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更大，不得不采用流动性更强的生活方式，缺少固定的财富积累——食物不足时，易侵扰劫掠中原农耕区。
另外，中原文明历史悠久，定居生活长期稳定，技术进步，手工业相对发达。匈奴作为游牧族群，对汉朝的手工业制品（小至丝绸，大至精巧昂贵的铜器、玉器）都有一定的需求。为获取这些，匈奴也会时常侵扰中原边境。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娄敬在白登之围时向刘邦提出了与匈奴和亲的主张。和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匈奴入侵的频率，汉朝以“厚往薄来”“饶给之”的方式换取了暂时的和平。但即便如此，匈奴仍然在汉朝北境不断制造事端，边关百姓不堪其扰。这对汉朝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所以，汉武帝认为，自高、惠、文、景四朝延宕至今的匈奴问题，已经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现实性问题，必须尽早了断。
实际上，即使在汉匈大规模作战已经结束、汉朝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仍然在诏书中这样写道：“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可见，汉朝与匈奴对峙的态势仍是剑拔弩张，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在两千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其实质是以农耕立国的汉王朝，以农业为后盾，倾举国之力将草原文明的匈奴族群消耗到衰落。注意，这里只是衰落而非灭亡。这是汉武帝三十余年对匈战争的结果，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面对来自草原民族的压力能够做出的极为积极的回击，也是极其不错的战绩。同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胜利”的代价也大得难以想象。
正因如此，如何评价汉武帝时代的战争，自古以来争议不断。
马邑之谋
汉匈全面开战之前，有一场既定的“偶发事件”——“马邑之谋”。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人再次向汉武帝请求和亲。所谓和亲，实际内容相当屈辱：匈奴不仅想迎娶汉家公主，还索要不菲的陪嫁财货。此时汉武帝二十多岁，血气方刚。边吏出身、有长期边疆工作经历的大行令（司掌外交事务的官员）王恢对和亲提出反对意见。王恢认为：匈奴反复无常，和亲只能维系暂时和平，不出几年必再犯境。尽管如此，汉武帝仍然坚持此次和亲。
前文讲过，汉武帝经历东瓯之役的时候，内心深处已经有了一个“大有为”的理想。此时汉武帝虽然派人和亲，但实际已在谋划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对此早有计划，早在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就已经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联合匈奴的敌人一同抗击匈奴。
建元六年，汉武帝任命素有边疆戍守经验的两位老将程不识、李广为东西宫卫尉，程不识任长乐卫尉，李广任未央卫尉。卫尉为九卿之一，负责统率卫士，司职皇帝身边的宫禁守卫。二人在皇帝身边侍卫，便于汉武帝进一步了解匈奴。次年，武帝任命李广为骁骑将军，驻扎云中；任命程不识为车骑将军，驻扎雁门。云中、雁门均处北边，二人职责为防备匈奴入侵。
此次和亲之后，王恢建议汉武帝对匈奴主动出击，并且在元光二年（前133年）提出一个很周密的计划。在汉匈边境上，一直活动着跟匈奴人做生意的商人，其中有一年长者叫聂壹（人称“聂翁壹”）。这个计划就是，由聂壹出面以贸易为名义，诱使匈奴单于来进攻汉朝边塞中心城市——马邑，待匈奴军队入塞后一举歼敌。
匈奴单于贪恋马邑城中的财宝和货物，听信了聂壹的话，率兵十万骑突入汉朝边境的武州塞（今山西大同附近，云冈石窟所在地）。此时，汉朝护军将军韩安国在马邑城外的山谷埋伏三十余万的军队，准备待匈奴单于深入此地后合围匈奴大军。
但是等匈奴大军进入汉朝的边塞，离马邑仅有一百里地的时候，匈奴单于发现大批牛羊散落在草原上，却没有一个放牧的人。于是，单于心生疑窦，就攻占了附近一个亭（小聚落单位），逮捕了雁门都尉下属的一个守亭小吏。单于从属吏口中得知汉朝在马邑附近准备伏击，不禁大惊，迅速率兵退走。这便是“马邑之谋”的全过程。
大行令王恢原计划在匈奴中计后负责出代郡进攻匈奴辎重，但伏击未成，又畏匈奴兵多，于是没有主动追击，导致这场大规模的伏击战彻底落空。汉武帝以王恢献计却未执行为由，将其诛杀。“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汉书·匈奴传》）
“马邑之谋”虽然未能成功，却具有标志性意义：汉朝自“白登之围”之后，对匈奴始终是防守、妥协的姿态，而从“马邑之谋”开始，汉朝面对匈奴的姿态彻底转变，主动采取了攻势，全面的汉匈之战即将拉开帷幕。
“马邑之谋”之后五年间，虽然匈奴与汉朝上层统治者之间关系紧张，但匈奴民众生活上仍需汉朝的手工业品，汉人也同样需要匈奴的马、牲畜、皮革等，所以对于沿长城一带的普通百姓来说，匈奴与汉朝之间依然存在贸易往来。
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即位第十二年，下定决心对匈奴展开出击，派出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四将军出塞，主动进攻匈奴，史称“龙城之战”。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这是汉朝与匈奴作战的第一次标志性胜利。在此之前，匈奴人时常犯汉边郡，掠走无数百姓，甚至杀害太守，而卫青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将领，一次就斩获匈奴七百首级，且直捣龙城，标志着汉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具备了战而胜之的能力，与以往的对战结局有霄壤之别。
此战，公孙贺出云中，一路上没有遇到匈奴的军队，无功而返。公孙敖出代郡，为匈奴所败，损兵折将七千人。李广出雁门，同样战败，被俘后半路逃回长安，此事迹可见《史记·李将军列传》。看到四位将军与匈奴的交战结果，汉武帝敏锐地发现卫青出类拔萃，能堪大用。
到了冬天，匈奴又报复性地以数千人侵扰北边各郡，尤以渔阳郡受侵扰最甚。次年，匈奴扩大入侵规模，以两万多人攻辽西郡，杀辽西太守，掳掠辽西百姓两千多人。匈奴人又击溃渔阳太守部，转侵雁门郡，掠杀千余人。也就是说，四将军击匈奴的军事行动，招致匈奴对汉朝整个北部边境线上各个防御据点的报复性侵扰。双方都箭在弦上，全面开战已不可避免。
有个问题，我一直存疑：在汉匈之战开始时，汉武帝以及整个汉朝的精英集团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消耗巨大、旷日持久，汉朝将为之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战争？
本文节选自《转轨：汉武帝和他的大变革时代》第四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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