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元年（936），晋高祖石敬瑭以称臣、输岁币、割让燕云十六州等条件换取契丹援军南下。在凭借其军事力量获得帝位的同时，“儿皇帝”的名号也随之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千年后的今日，我们已经能够用相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历史问题了。学界关于石晋与契丹的关系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研究主题有二。其一是如何评价石敬瑭的历史地位。石敬瑭在传统史家眼中是以“无耻”“卖国贼”的形象出现的。但今人已能更加平和细致地分析其功过，还是肯定了其在内政上宽仁的一面。其二是具体探讨丢失燕云十六州对中原帝国的影响。许学义认为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在现实上导致了双方实力出现明显的消长，更促进了契丹进入封建社会。而郑学檬、张建宇认为，北方藩篱之失并非始于石敬瑭，而宋人的历史书写中也夸大了燕云地区的屏障作用。
但以上研究都还存在进一步的思考空间。如石敬瑭父事契丹除了引借援兵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政治意图？
石敬瑭称儿的政治意义
辽太宗率众为石敬瑭解围之后，便立刻展开立其为帝的活动。《辽史·太宗纪上》云：“（天显十一年，即清泰三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幸其府。敬瑭与妻李率其亲属捧觞上寿。”这一记载虽未见于新旧《五代史》《通鉴》，但颇符合自古以来称帝前先封大国的传统，故当属实。十一月，辽太宗正式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其册文中颇有值得分析之处，兹摘录如下：
大契丹皇帝若曰：……暨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顺承，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顾予纂承，匪敢失坠。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
朕昨以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据宝图，弃义忘恩，逆天暴物，诛剪骨肉，离间忠良，听任矫谀，威虐黎献，华夷震悚，内外崩离。
……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旂，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册文第一段是在陈述辽太宗、唐明宗、石敬瑭三人的关系其来有自，辽太宗、石敬瑭的父子关系有历史依据。第二段则是强调唐末帝李从珂的失德，需要有人取而代之。第三段则是宣告大晋建国，并确立其与契丹的关系是“永与为父子之邦”。这三点都有值得分析之处。
首先，石敬瑭父事辽太宗有着自己的逻辑，即唐明宗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保奉明契”。作为唐明宗的女婿，自然也继承了唐明宗的人际关系，故而册文中说道“尔惟近戚，实系本枝”。这种人际关系的继承，就是石敬瑭以辽太宗为父的理论依据。两者的父子关系是建立在唐明宗与契丹之“明契”上的，是论资排辈延续下来的，与年龄无关。
但辽太宗在册文中所言并非全然属实。唐明宗于天成元年（926）四月即位，辽太祖在天赞五年七月去世。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也即如果两人真的有“保奉明契”，也必然发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之间。在这两个月内的外交活动，《辽史》上记载比较官方刻板，是一般史书的书写模式：
（四月）是月，唐养子李嗣源反，郭存谦弑其主存勖，嗣源遂即位。……（六月）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国哀来告。
这里只说姚坤前来告哀，属于正常的外交活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唐明宗在宣告自己政权的正式确立，希望得到周邻政权的认可，但唐辽双方尚未签订某种“明契”。实际上，两国关系并未就此缓和，譬如当年八月“庚子，幽州言契丹寇边，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御之”。之后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更是杀掉了“契丹戍平州者”，带着十几万人投奔后唐。直到次年，契丹才逐渐遣使请求互市、朝贡、通和。但即便如此，双方冲突仍未平息，相互间的攻伐不绝于书。可见在天成元年姚坤告哀那次，并未签订什么盟约。
但辽太宗所言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其实姚坤使辽这一事件在《旧五代史·契丹传》和《契丹国志》中就有清晰的记载。其中又以《旧五代史》记载最为详尽，兹引于下：
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书告哀。……阿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
又谓坤曰：“今汉土天子，初闻洛阳有难，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远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立。”……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仇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
原来所谓“明契”，即是辽太祖准备占取幽州，要与唐明宗“面为盟约”，但只是一个构想，并未实现。《契丹国志·太祖纪》云：
（辽太祖）又曰：“我于今天子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所得专也。”太祖怒囚之。旬余复召之，曰：“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给纸笔，趣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固谏乃复囚之。
可见姚坤都激烈反对此事，更不用说唐明宗了。而辽太祖将此事认为是“明契”，其实是在为自己占据燕云十六州提供历史依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辽太祖在与姚坤谈判时，不断以“我儿”指代唐庄宗，其逻辑依据是“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这件事是事实，《旧五代史·武皇纪下》云：“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机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留马千匹，牛羊万计，期以冬初大举渡河。”但其实这种兄弟之盟早已破裂。众所周知，李克用死前交给唐庄宗三支箭表达自己的恨意和遗憾，其中一支即是用来“击契丹”的。唐庄宗也一度“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但这是其“方营河北时”的权宜之计。在贞明三年，契丹围困周德威镇守的幽州二百余日，唐庄宗派李嗣源（唐明宗）驰援，和契丹在幽州城外发生大战，“俘斩万记”，赢得了幽州保卫战的胜利。唐辽两者的关系其实已经冷淡到了冰点。辽太祖心里也很清楚此点，故称与唐庄宗是“彼此仇敌，俱有恶心”。而以此为说辞，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威胁手段找一个借口。
从这里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一条逻辑线索：因为辽太祖和李克用是兄弟，所以唐庄宗可算是辽太祖之子。而唐明宗是李克用的养子，当然也同样算作辽太祖之子。如此一来，唐明宗和辽太祖之子辽太宗耶律德光也就成了兄弟，那么唐明宗的女婿石敬瑭也就成了辽太宗的儿子。或者反言之，石敬瑭认辽太宗为父，就等于成了唐明宗的儿子，自然享有继承后唐帝国的权力。这种关系可用下图更清晰地表现出来。
图6-1 后唐、晋与契丹诸帝关系图
其实将这种并非发生在自己而是祖辈身上的关系继承下来的做法，早已有之。西晋末年匈奴刘渊姓刘，建国号为汉，称帝后甚至还要追封刘禅为孝怀皇帝，其理由就是汉高祖与匈奴的和亲。这种和亲已经距离刘渊的时代非常遥远了，但在需要时还是可以取之做自身正统性的依据。
唐代也有这种例子。当时还是太子的唐代宗李豫在收复长安时，为了拉拢回纥，与其叶护王子结为兄弟。之后叶护被杀，其弟登里成为可汗。唐肃宗去世之后，代宗即位，登里可汗乘机南下，代宗令太子李适（即德宗）前往安抚。在会见登里可汗时，双方为李适是否应该舞蹈行礼发生了争执。回纥宰相和车鼻将军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唐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李适）叔，叔侄有礼数，何得不舞蹈？”事实上，代宗并未和登里可汗“约为兄弟”，登里是从其兄叶护那里继承了这种关系，并将之直接套用在德宗身上。
正因有上述历史先例，石敬瑭才借用这种逻辑为自身合法性寻求依据。而其继承者少帝石重贵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开运时朝廷已经准备和契丹开战，但晋少帝却未放弃他与辽太宗的祖孙关系。《旧五代史·契丹传》云：
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禀，擅即尊位，所赍文字，略去臣礼，大怒，形于责让，朝廷使去，即加谴辱。会契丹回图使乔荣北归，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谓荣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国自册，称孙可矣，称臣未可，中国自有十万口横磨剑，要战即来。”荣至本国，具言其事，德光大怒，会青州杨光远叛，遣使构之。
景延广所提出的称“孙”不称“臣”，与当年刘知远提出的称“臣”不称“儿”的意见正好相反。但无论是石敬瑭还是少帝石重贵都选择接受了儿孙的身份，这是因为两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
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女婿，从法统上来说在后唐是没有继承权的。石重贵的情况要稍好一些，他的亲生父亲是石敬儒，是石敬瑭的从弟。石敬瑭将石重贵这位从子收为养子，亦是当时常见之情况。石敬瑭去世时，本意是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亲子石重睿，但是因其还是个婴儿，重臣们选择拥立长君，石重贵因此坐上了皇位。当时其生父石敬儒已死，石重贵在追封时却称“皇伯”。欧阳修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
呜呼，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礼》：“兄弟之子犹子也”。重贵书“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书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盖出帝于高祖得为子而不得为后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于冯道怀中而讬之，出帝岂得立邪？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以谓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
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书曰‘皇伯’”，并非欧阳修的自创，《旧五代史》中即是如此称呼的。这就排除了欧阳修因自己好恶改动史料的可能。欧阳修认为“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的判断，正是晋少帝心理的如实反映，可与称“孙”不称“臣”的态度相互呼应。晋少帝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强调自己与石敬瑭的父子关系，以确保帝位不会旁落，其内在逻辑与石敬瑭父事契丹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石敬瑭只有通过和辽太宗建立父子关系，才能得到“尔惟近戚，实系本枝”的评价，才能确立自己继承明宗政治遗产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册文中还在否认唐末帝李从珂的皇族身份，称其“独夫从珂，本非公族”。这是因为李从珂本姓王，少时和母亲一起为唐明宗所劫，他母亲成为明宗的侍妾，李从珂也成为明宗的养子。就血统而言，李从珂并非唐明宗的后代。然而这种提法说服力不强，因为唐明宗其实也是李克用的养子，血统上也不相同。以“本非公族”的说法否认李从珂的继承权，其实也动摇了明宗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石敬瑭需要为其罗织更多的罪名，其中一条便是“诛剪骨肉”。这乍看之下极易误认为是指唐末帝杀害了闵帝李从厚，其实不然。因为在抓捕杀害唐闵帝这件事中，石敬瑭本人就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通鉴》卷二七九清泰元年四月条云：
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闵帝至卫州东数里，遇石敬瑭；帝大喜，问以社稷大计。……乃往见弘贽问之，弘贽曰：“前代天子播迁多矣，然皆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无之，独以五十骑自随，虽有忠义之心，将若之何？”……敬瑭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尽杀帝左右及从骑，独置帝而去。（胡注：考异曰：……苏逢吉《汉高祖实录》：“是夜侦知少帝伏甲欲与从臣谋害晋高祖。……共护晋祖，杀建谋者，以少主授王弘贽。”南唐《烈祖实录》：“弘贽曰：‘今京国阽危，百官无主，必相率携神器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万全之计。’敬瑭然其语。”按为晋、汉《实录》者必为二祖饰非。今从闵帝实录。）敬瑭遂趣洛阳。
唐闵帝兵败逃离洛阳，路遇石敬瑭，还能与之商讨“社稷大事”，可见当时石敬瑭表现出来的态度当是亲善的。但王弘贽以将相、侍卫、府库、法物不足为辞，认为复国已不可能。从而两方人马发生冲突，闵帝随从全部被杀，自己也被押回洛阳。其实石敬瑭等人询问府库、法物已是心存不轨，晋、汉《实录》中所谓闵帝欲害石敬瑭之语更是无稽之谈。试想闵帝左右不过五十人，已不是石敬瑭一行之敌。而且他正要倚靠河东为之复国，杀害石敬瑭有何意义？莫非还能依靠左右五十人逃脱唐末帝追兵，直达河东卷土重来？故《考异》所谓“必为二祖饰非”实为确论，甚至南唐《烈祖实录》所谓王弘贽劝说石敬瑭“囚少帝西迎潞王”或许才是历史事实。
这段记载说明了石敬瑭亲自诛杀了唐闵帝的随从，并将之押解回京，是唐末帝弑君的主要帮凶。所谓“诛剪骨肉”，若指唐闵帝，则岂非自己也在罪名之中？其实唐末帝的弑君之罪已在“窃据宝图，弃义忘恩”一句中轻笔带过。因为石敬瑭毕竟曾经也奉其为正统，不便与此纠缠。所谓“弃义忘恩”，与其说是指唐末帝弑君，倒不如说是忘掉石敬瑭擒获唐闵帝，使之顺利建国的“大恩”。而“诛剪骨肉”与下句“离间忠良”，指的都是同一个人，也即石敬瑭本人。这里再一次强调了石敬瑭是明宗“骨肉”的身份，天然具有合法继承权。
以上着重分析了辽太宗立石敬瑭为帝的册文，指出其中反复强调二人的父子关系，其实旨在说明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合法继承人，具有统治中原地区的权力。
石敬瑭在五代依靠篡位夺权的皇帝中，是开局最为被动的一位。从不肯受诏易镇到被禁军围城，不过两月。正是在这种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援引契丹军队南下。而幽州赵德钧的介入，使得石敬瑭不得不加重收买契丹的砝码，遂有称儿称臣、输岁币、割让燕云十六州之耻。
但石敬瑭也并非仅为求取援兵，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表面上奉辽太宗为父，实际上，是为了获取“实系（唐明宗）本枝”的身份。其背后逻辑是：李克用曾和辽太祖结为兄弟，唐明宗与辽太祖“保奉明契”，承认其叔父的身份。那么唐明宗与辽太宗成为兄弟，实为一体，石敬瑭既然是辽太宗之子，自然也是唐明宗之子，有权力继承明宗基业。这种逻辑虽有颟顸之处，但亦有不少历史先例，故为石敬瑭所用。甚至其养子晋少帝，在与契丹决裂之后，依旧不肯放弃自己是辽太宗之孙的身份。同样是利用这种逻辑，来强调自己是石敬瑭之子，拥有后晋继承权。
石敬瑭在努力为自己寻求合法性时，也不遗余力地对唐末帝进行诋毁，称其“本非公族”，“剪除骨肉”。将历史上存在了三年的清泰年号改为长兴，意味着明宗之后由石敬瑭直接接任，中间再无其他帝王。而对“天十四载石进”这一谶语的曲折解释，更是对唐末帝等人的直接抹杀。
这种对正统的争夺扩展到石晋建国后的制度建设之上。石敬瑭即位大赦文中直接宣告“应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为后晋一朝政治奠定了基调。这有利于国初的政治稳定，但也禁锢了后晋法制建设。当石敬瑭希望编撰一部《大晋政统》时，却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名不正言不顺，是“媚时掠美”。故石敬瑭只得退而求其次，废除了唐末帝时所编撰唐庄宗、明宗二朝制敕，再经过群臣的又一次详定，编撰出新的二帝制敕。虽然此举未能树立自己权威，却也抹杀了唐末帝的建设成果。此后，石敬瑭又在诸多方面都重申了遵循明宗制度的规定，在临终之前甚至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这都说明高举明宗旗帜对于后晋一朝的政治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契丹而言，除在经济上获取丰厚回报，在军事上取得南进的重要据点之外，在政治上，辽太宗也借助石敬瑭称臣献土一事树立了威望，促成再生、柴册礼的举办，这无异于第二次登基。更重要的是他藉此推行政治改革，将大量的汉家制度吸纳到行政体系之中，完成了部落国家到王朝帝国的跨越。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对石敬瑭父事契丹的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本文节选自《权力与正统: 五代政治史论稿》（罗亮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