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物理班主任老师》
作者袁德利
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十二岁，背着一个母亲用碎布拼缝的书包，走进归州中学。那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整个中国像一头刚刚苏醒的老牛，缓慢而笨拙地支起沉重的身子。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如春风般从安徽、四川吹到辽南，土地的枷锁打开了，可庄稼人的日子，依然被贫穷牢牢箍着。我们那个叫归州镇满族乡的地方，面朝渤海，背靠青山，却没能因此少受一分穷罪的煎熬。
走进校园的第一天，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班主任——何承烈老师。他教物理，那年大约三十八九岁。他站在新生报到的桌子后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他替我们办手续、登记姓名、收学费。轮到我时，他从老花镜上方看了我一眼，然后伸出一只手来——那是一双真正的庄稼人的手，骨节粗大，手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似乎还嵌着洗不干净的泥土。他握住我的手，说：“袁德利，好好念。”那只手的力量和温度，穿过我瘦小的手掌，一直暖到了心里。
那一年，每学期的学费是两块钱。两块钱，在今天买不了一张地铁票，在当年却是我母亲要开口向大队求告的重大事情。母亲没有工作，父亲早已去世，家里六个孩子，我排行第五。母亲每次都要徒步走到大产大队，找村支书开一张免费介绍信。那信上写着：“兹有我大队社员贾桂兰，丈夫袁居胜是抗美援朝残疾军人。其子袁德利、袁顺利申请免交学费，请予办理。”一张纸，写着两个名字，一个寡母的全部希望，都压在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上面。何承烈老师和姜振国校长看到这张介绍信时，看懂了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他们知道，这两个孩子交不起两块钱，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整个时代的伤疤，还没有愈合。
我至今不清楚何老师是怎样说服姜校长的，只知道，从那以后，我和四哥便成了学校重点关注的对象。说是重点，不是要给我们开小灶，而是要悄悄护着两个随时可能辍学的穷孩子。可联产承包的春风，吹醒了土地，也吹醒了农民对劳动效率的渴望。家里的责任田多了，劳力却只有母亲一个。四哥读到初三，终于撑不住了，他说：“妈，我回家种地，让弟念吧。”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得可怕，像个大人。然后他就真的走了，把书本一收，扛起锄头，走进了那片永远也锄不完的玉米地。
四哥的辍学像一记闷棍，打在我心上。看着家里越来越重的农活，看着母亲日渐佝偻的背，我再也坐不住了。我也收拾书本回了家，跟四哥一起下了地。我想，这就是认命了。
命运却没有让我就此认下去。何老师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顶着大太阳，顺着乡间土路一路颠簸到我家。他满头大汗，裤腿上全是灰，进门也不喝水，就站着跟我母亲说：“嫂子，让孩子回来。他成绩好，不念可惜了。”母亲流泪说，先生你看家里这情况，连块像样的地都没有，孩子不干活，庄稼收不上来啊。
何老师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他说：“嫂子，你想想，庄稼耽误了是一季的事，孩子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这句话，朴素得像地里的土疙瘩，却重得像一座山。他说完之后，骑着他那辆破车又回去了，沿着来时的土路，消失在夕阳里。
几天后，学校传来一个消息。何老师与姜振国校长专门为我的事开了会。他们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在那个年代却感天动地的决定：对袁德利同学的特殊政策——上学可以迟到，可以早退，农忙时节可以请假回家干活，所有这些，一律不处罚。何老师后来亲口告诉我时，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意味，他只是平静地说：“学校是让人念书的地方，不是撵人走的地方。”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每天，我从地里爬起来，带着一身的泥土和汗味走进教室；农忙时，我请两天假回去割麦子掰玉米；放学后，我要赶回家喂猪、挑水、劈柴。我像一个在两种命运之间来回奔跑的人，一边是土地，一边是书本，而连接两边的那座桥，就是何老师。他从未因为我身上有泥巴而让我站在门外，从未因为我迟到而罚我站着听课，也从未要求我把落下的作业补齐。他只是每天在我走进教室时，看我一眼，点一下头。
那一眼，那一个点头，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力量。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中考成绩公布。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营口市重点高中。那天我去学校看榜，何老师也在。他没说什么恭喜的话，只是站在黑板前，看着我，又伸出那双粗大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还是那个力道，还是那个温度，像二十年前他握住我的手时一样。他咧嘴笑了笑，说：“行了，可以走了。”
他说的不是“行了，考上了”，而是“可以走了”——仿佛他这么多年的等待，就是为了这一刻，让我可以从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走出去。
一年前的约定，我的同学是何成烈老师的堂弟，也是我初中的同学，一直在处地工作，去年5月退体，2025年5月2日同学聚会，我们才有机会相见，我也一直在沈阳工作，很少回乡，谈到初中班主任何承烈老师，我们约定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我们一起去看望老人家。
二〇二六年五月三日，我与初中同学何承新回乡，去看望何老师。他九十岁了，住在老家的院子里，院子还是四十五年前的样子，只是人老了。他坐在藤椅上，目光已经有些浑浊，耳朵也不大灵光了。何承新大声说：“老师，袁德利来看您了！”他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像是从很远的梦里回过神来了，嘴里含混地说着什么。然后他伸出手来，那双手已枯瘦如柴，却还是固执地伸向我。我一把握住，凉了，没有当年那么热了，可是握得紧紧的，久久的，像个不肯松手的孩子。
我就那样蹲在藤椅边上，让他握着。四十五年过去了，从一九八一到二〇二六，从两块钱的学费到满乡的柏油路，从自行车都骑不进的土路到如今村村通的水泥路，从几亩责任田勉强糊口到如今村民也能用上智能手机——时代变了，翻天覆地地变了。可有些东西没有变。比如一个乡村教师对于一个穷孩子的执拗，比如那双沾满泥土的手传递出来的温度，比如那句“孩子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时代的宏大叙事，终究是由无数个何老师这样的人写成的。他们不懂得什么教育理论，也讲不出什么漂亮话，他们只知道，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哪怕长在石头缝里，也应该给他一点阳光和水分。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我想，这种变化最深层的底色，不是什么数字和指标，而是一个个像何老师这样的普通人，用他们朴素的良知和坚持，把一个又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从土地里打捞出来，推向了更辽阔的世界。
我站起身，向何老师鞠了一躬。院子里很安静，风吹过他亲手栽下的那棵老槐树，沙沙作响。九十岁的他坐在藤椅上，微微闭着眼，像一尊静谧的雕塑。但我相信他听见了，听见了四十五年前那个怯懦少年的脚步，听见了那片贫瘠土地上，一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的声音。
那声音，就是他对这个时代，最深沉的贡献。
2026年5日4日于盖州。
